*於2003年5月被逮捕，截止到我寫作此文，已半年過去了。期間，輿論對中國富豪給予了空前的質疑和批評。依照慣例和往常的邏輯，一個富豪落馬了，繼之而來的必然是更多的黑幕被揭露，更多的反面教訓被記取，而孫卻罕見地受到媒體的“特赦”。考察*被逮捕之後的輿論，我們注意到，輿論在*身上，賦予了惋惜、遺憾和數不清的同情。從媒體的報道中，人們發現*不是一個富豪階層的反面人物，而是一個被譽為“中國企業家的良心”的農民企業家，一個為中國農民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的思想者，一個不願賄賂不給回扣不屑做胡雪巖的理想主義者。媒體的報道，非但沒有讓*一夜間變臭，反而讓他變成了一個遺憾的英雄，他的形象在他倒黴的時候變得高大起來。雖然他曾被北京大學請去演講，但先前的他至多是一個地方名流，他成為全國性的明星富豪應該是被拘後的事。
起初，*的訊息僅僅在網路世界流傳，人們感覺到媒體世界的報道似乎比較節制。直到《南方都市報》試探性的報道公開後，才有了後面的一連串媒體行動。一直苦於網上流傳的資訊無法證實的北京知識階層，開始根據公開報道，展開對*的聲援行動。
《南方都市報》一開始的新聞標題是“*是經濟犯罪還是因言獲罪？”，很快人們排除了因言獲罪的可能，確信他是違法了，但學者楊支柱等人認為他違法而沒有犯罪。北京一位高校教師還呼籲“拯救*”。顯然，這樣煽情的呼籲獲得了正面的反饋。法學界有人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為孫提供義務法律援助。儘管法學博士*在“我們為什麼要幫助*？”一文中，將理由最終歸結為宏大的國家和民眾利益，但我猜他著文的出發點，是為*的個體命運鳴不平。
我相信，輿論在*一案中，是代表民意的。現實世界裡，沒有一個被非法集資忽悠的“受害人”對孫的被捕額手稱慶，虛擬的網路世界中，有眾多的網民始終在為*鳴不平。自稱蕭一湘的八十老漢，給學而思網站發文，請政府給孫戴大紅花，說“孫先生算是改革中的第三位改革英雄”。曾經，每當有富豪落馬，網上論壇總是一片喝彩之聲。我以為，這絕不完全是窮人嫉妒富人的幸災樂禍，認為富人富得不乾不淨乃是要因。
我要請中國的富豪們注意，在輿論援助*的日子裡，一些富豪正遭受媒體前所未有的質疑。回望未竟的2003年，中國的媒體對一些富豪鞭撻甚於謳歌。儘管中國的傳統是為死者諱，但一些媒體卻在富豪們死後揭露出不利於死者形象的所謂真相。從深圳吳志劍被判入獄，再到上海*、錢永偉折戟滬上，福布斯榜上的中國富豪們的重重劫難，成了媒體世界探討富豪原罪的起點。富豪們的死亡，訴訟，質疑，無不被媒體從反面總結我們這個法治還不夠完善的社會，在轉軌時期是如何地被鑽空子。
反觀*的被捕，輿論從中總結的是，我們這個法治尚有欠缺的社會，是如何地迫使私營企業主進入“非法生存”的狀態。
兩相對比，反差何其大。
所謂的仇富現象，被媒體總結後，我們發現，很多富豪喜歡在各種場合闡述他們的責任觀念，他們說財富即責任。更多的財富，意味著對社會更多的責任。他們會例舉他們的企業解決了多少就業，他們的企業為國家繳納了多少稅收。我在表示讚許的同時，還要說，除了少數富豪，多數富人的所作所為只是盡了一個企業家對社會應盡的義務，盡了自己的本分。
我並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那樣，在做企業的時候懷著那麼多對國家和民眾的發自肺腑的感情。更不希望他們的父親，都要像*的父親孫凱先生那樣，躬著90度的駝背，騎三輪車撿垃圾。我只是希望他們能從*案件中的輿論向背，發現一個企業家或一個富豪應該遵循的道德律，而不僅僅是作作道德文章。畢竟，民意不可欺，輿論不可辱。*讓我們記起了那句老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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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的褒貶中成長
“公開的好處”，梁啟超在百年前縱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時就說過。然而，這個看起來等同於常識的判斷，在100年後的中國仍未成為現實世界的公認觀念。現在，讓我們考察一下“新教育實驗”的媒體“接受史”，我們原本緊張的神經或可變得輕鬆起來。
“新教育實驗”是一場官方人士主導的民間實驗，意在修補“人的教育”的缺失，讓人不要成為愛因斯坦所譴責的只有知識沒有人文精神的“狗”。雖然作為主持人的蘇州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常委朱永新對這場實驗的理論準備已耗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