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後顧，都將是往下而行。時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劍仍舊那樣鋒利無比，只不過它們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帝國送進歷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幟從大都消失之後，幾百年過去，出於政治原因，出於民族偏見，出於這樣那樣的“理由”，對於元朝，除過激的、以偏概全的“謳歌”以外，無外乎就是更加矯枉過正地把它“一團漆黑”化。其實，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郭守敬的《授時歷》，能夠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總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當時的新科技，同時，為了測算準確，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極北南海廣闊地域間設定了27個天文觀測站，無論是儀器還是計演算法，都領先世界幾百年；數學家李治提出“天元術”（立方程），朱世傑提出“四元術”（多元高次聯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繪成《輿地圖》，汪大淵有地理學專著《島夷志略》；軍事方面“成果”累累，積火藥與彈道技術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銃”定型於這個時期；農業科技相對得到發展，王楨的《農書》可謂是當時集大成者；棉紡技術得到普及，“黃道婆”就是那個時代這一行業鼎盛的“代名詞”；交通系統尤為發達和先進，“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運河開鑿、航海技術、製鹽業、兵器業空前發展……可以想見，雖然號稱“停滯”，但時代，一直在進步著。
文學藝術領域內，中國戲劇無論是創作質量還是思想內容，在元朝都臻至巔峰狀態。而且，《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兩部偉大的作品均創作於元末。底層人民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火山爆發一樣湧現在這個正統文化備受摧殘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長”的詩歌形式，百年之間，也出現了四千多位詩人，存詩十三萬首有多。唐代流傳至今的詩作有五萬首，詩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詩二十七萬首，詩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相較之下，元詩從質到量絲毫不見遜色，況且它還有與漢賦、唐詩、宋詞比肩的“元曲”峙立於歷史長河間。特別是薩都剌、貫雲石、於闕、迺賢這樣的“色目”詩人，風格奇特，卓爾不群，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讓人刮目相看的“異類”。
十三世紀，蒙古的鐵蹄聲中，整個世界都在顫抖，西方人更是惡毒地詛咒這股強大的熔岩流為“黃禍”。其實，從長遠的歷史來看，蒙古西征最有利於後來西歐諸國的崛起，因為正是蒙古人給予了當時的穆斯林以沉重打擊，並讓東羅馬帝國藉此苟延殘喘了兩百多年。特別是他們在今天俄羅斯地區的統治所造的“後遺症”，更間接地幫了西歐國家率先進步的“大忙”。相較而言，北中國在蒙古崛起時受創最深，南中國由於忽必烈時代漢人儒士的勸告，受摧毀的程度和被屠殺的人都相對減低。許多學者疑惑不解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樣發達，為何都相繼敗於野蠻、落後的女真和蒙古？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當時的漢文明，從政治學意義上觀察，它是一種衰敗的文明。原始蠻族沒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負擔，他們會不顧一切地為了搶劫和破壞向這種“先進”而又衰弱的文明發動進攻。由於“先進”文明的統治內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等的複雜性和聯動性，其力量反而四趨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終成為“拖累”。而曠日持久的備戰和戰爭使“文明”的成本呈幾何級數放大，社會負擔越來越沉重，最終被簡單而又野蠻的力量消滅掉。可以想見，蒙古人乍起之時，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樣，他們盡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氣力和智力。所以，他們把每次進攻都當作是邁向萬丈深淵前的一搏。面對這樣的進攻者，又有哪個瞻前顧後、思慮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擋呢？
元朝的統治，是“戒備主義”和“實用主義”相結合的一種高難度藝術。但是，漢文明的“高階”，最終讓蒙古上層貴族因為“技術”方面的無法企及和借鑑產生了“厭惡”，而這種“厭惡”又蛻化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裡的“仇視”。他們既不能改造這種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這種文明。阿諾德·湯因比說過：“境外蠻族的全部文化產品都有心靈分裂的創傷。”這種“創傷”，在漢文明這樣一個高階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統治者既無力使本民族產生更成熟的“集體主義”意識，又沒有發展出更積極的“個人主義”精神。渾渾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選擇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棄。所以，元朝作為一個由多種因素粘合而成的碩大無朋的“統一體”，才會形成剎那間轟然迸裂的局面。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觀察，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