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通知我討論有關達成協議的可能……同這些先生絕對不存在任何允諾，我相信，在未來也不宜做出這種允諾……’”
卡斯特羅在信中對上述報告進行更正說：“面對國內外輿論形成的既成事實，剩下的惟一選擇是使用儒家思想所特有的內涵進行闢謠……我們從不接受犧牲基本原則……它體現在馬埃斯特臘山的宣言中……我們宣告反對干涉不僅意味著請求不要為幫助革命而干涉，因為這將忽略一條有損全美洲人民的原則……而是因為制止干涉就等於推翻獨裁。”
卡斯特羅在信中對委員會的計劃表示懷疑，他指出說：“……此時此刻，民族可能面臨的最大不幸是錯誤地幻想著沒有了獨裁的古巴問題可以透過一個軍事委員會取代巴蒂斯塔加以解決……難道這樣民眾就能體面、誠實地進行管理？士兵們回到兵營，每人都履行各自的義務？或者，難道我們在等待當巴蒂斯塔無法支援下去時會興高采烈地把政權移交給3月10日的將軍們？”
他在信中繼續指出說：“事實告訴我們，一旦現有的秩序結束，一系列制約便告解體，犯罪行為若得不到及時扼制便萌芽滋生……‘七·二六革命運動’要求自己承擔維護公關秩序、重建共和國武裝機構的責任……因為這是全國唯一的有組織有紀律的武裝人員組織，是一支取得20次對敵勝利的軍隊……”
“真正黨人繼續考慮在首都發動政變嗎？繼續囤積越來越多的武器為使它早晚要落入警察手中？……”
“……只有在愛國抵抗運動、全國工人陣線和所有不持政治派別偏見的階層的有效協作下，在與迄今全國惟一的戰鬥組織‘七·二六運動’的密切配合下，總罷工才可進行。”
關於推選新總統的問題，卡斯特羅在信中指出說：“……馬埃斯特臘山宣言指出確定共和國總統人選的必要性……5個月過去了，這一工作毫無進展，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的是回答全國誰接替獨裁者的問題，而且一天也不能再延誤……這個人物應當是奧連特德高望重的法官曼努埃爾·烏魯蒂亞律師。不是我們，而是他自己的行動確定了他……在格拉瑪號遠征軍一案中，他宣佈組織反政府武裝不構成罪行，而且根據憲法和法律的精神及條款這種行動是合法的……”
卡斯特羅在信中最後告知委員會說：“若我們的條件被拒絕、被冷落……我們將單獨把進行到今天的鬥爭繼續下去。除了每次戰鬥從敵人手中奪取的武器，我們沒有其他武器；除了人民的支援，我們沒有其他支援……壯烈的獻身不需要陪伴……”
這封長信的最後署名是：“‘七·二六革命運動’全國領導（A）·菲德爾·卡斯特羅”。
這封致委員會的長信發出後，立即在‘七·二六革命運動’和其他各黨派領導中引起了巨大震動，就像一顆威力巨大的炸彈一樣爆炸了。大家紛紛發表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其中最突出的是丹尼爾的反對意見。切·格瓦拉得知後，在致丹尼爾的信中指責他右傾，並用堅定的語氣說：“在我們看來，菲德爾從來都是左派資產階級的真正領袖……”
丹尼爾立即發表反對意見，並用激動的語氣說：“持有你的思想傾向的人認為解決我們弊端的辦法是擺脫可惡的美國佬的控制為的是接受可惡程度相當的蘇聯人的控制。”
除此之外，“七·二六運動”內部的領導人豪爾赫·索圖斯也對卡斯特羅這封重要的信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會給一些正在進行的工作帶來阻力，尤其是籌資和獲得武器的工作。
與此同時，其他黨派反對卡斯特羅這封長信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真正黨內最有影響力的曼努埃爾·安東尼奧·巴羅納和福雷·喬蒙。福雷批評說：“任何組織也不能、或不像菲德爾·卡斯特羅律師那樣搞宗派主義，要求把全體古巴人進行革命的代表權歸於自己。”不過，當他讀到卡斯特羅這封特別緻委員會的信時，對此信又深表贊同，感到此前被傳言矇騙了。
卡斯特羅對那些持反對意見的攻擊者進行了尖銳反擊，他堅持認為只有靠武裝鬥爭才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統治。不過，由於他這封致委員會的特別信，使醞釀很久的“邁阿密協議”最終流產了。
將戰爭推向高潮（1）
2003年6月12日古巴哈瓦那：在政府號召的抗議歐盟與美國結盟的遊行中，卡斯特羅手舉古巴國旗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
隨著新的一年的到來，卡斯特羅在馬埃斯特臘山指揮游擊隊，向巴蒂斯塔的軍隊發起了新的攻勢，並將推翻獨裁統治的戰爭推向關鍵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