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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真正的發達國家，在金融上肯定有發言權。
隨著人民幣逐漸獲得主要結算貨幣的地位，共和國的金融資本家也登上了國際舞臺。
當然，這些話題都扯遠了。
戰後重建開始之後，隨著印度的國家基礎設施逐漸恢復，以擴大內需、增強經濟、提高生活質量為目的的第二輪就業高潮就將到來。前提條件是，印度的民族企業家透過戰後重建完成了原始積累，具備了更高階段發展基礎。
按照顧衛民的計劃，從該階段開始，印度將逐步恢復戰前經濟水平。
與戰前一樣，印度的經濟主要面向出口，即出口導向性經濟。與戰前不一樣的是，印度產品的主要出口物件不再是西方世界，而是以共和國為主的東方陣營。因為在印度民族企業家的原始積累階段，共和國的金融資本家廣泛介入，所以在印度經濟走上自主發展道路的時候，政府要利用金融資本家，引導印度經濟朝有利於共和國的方向發展。按照顧衛民的建議，不但要在國務院相關部門設立專門的機構，還應該儘量利用全體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中成立專門的監督機構。
雖然顧衛民沒有明說，但是其意圖很明顯。
只有透過立法，才能為金融資本家提供最強有力的支援。
要讓立法能夠對金融資本家提供支援，就得讓金融資本家在立法機構內有發言權。
從根本上講，擴大印度的就業範圍，肯定不僅僅為了提高印度人的生活水平。
不可否認，擴大就業範圍，印度人的生活質量肯定能夠得到提高，畢竟1個家庭只有1個人參與勞動，收入不會高到哪裡去，如果有2個人參與勞動，收入就能增加不少。而在印度戰後經濟恢復的初級階段，肯定以基本工業為主，產業附加值不會高到哪裡去，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也不會高到哪裡去。要想提高印度工人家庭的生活質量，唯一的辦法就是擴大就業範圍，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當然，這麼做的實質目的還是為了解決共和國的問題。
對共和國來說，需要的就是印度的廉價商品。甚至可以說，這也正是王元慶積極策劃印度戰爭的根本目的。共和國沒有足夠多的勞動力生產廉價商品，就算有，勞動力成本也將高得嚇人，根本沒有競爭力。從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來看，共和國根本不可能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不然紀佑國由不會用其畢生精力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讓共和國從低端產業國成為高階產業國了。
可以說，如何充分有效的利用印度的人力資源是王元慶最優先考慮的問題。
利用印度的人力資源，不但要從勞動力的角度看，還要從消費者的角度看。
17億人口，絕對是個不能低估的市場。
哪怕印度只有10％中產階層與富裕階層，也意味著有1億7000萬消費者有能力購買共和國生產的高階產品。如果這個數量增加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25％，那就意味著有4億2500萬消費者有能力購買共和國生產的高階產品。這個龐大的市場，足以為共和國提供上億個就業崗位，每年創造數十萬億的產值。
正是如此，王元慶才堅決反對“奴役”印度，堅持由印度人決定印度的未來。
顧衛民提到的第三階段，就是以促進印度的產業結構升級為主要目的，透過技術輸出與嚴業轉移，在印度培養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提高印度的生產效率，培養出數以億計的中產階級。
雖然這麼做存在一定的風險，即印度進行產業升級會與共和國的企業競爭，而且主要問題還不是競爭，畢竟共和國企業的最大競爭對手是歐美企業。最大的問題是技術保密，準確的說，共和國必須同步進行產業升級，才能確保共和國在高階領域的競爭優勢，不至與廉價的印度產品打價格戰。但是從長遠來看，即便沒有來自印度的挑戰，共和國也必須保持高階產業的優勢地位，因為美歐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