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無法知道王元慶發揮了多大作用。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第二次馬島戰爭爆發前後，王元慶的精力全都放在政權交接與政治改革上，從來沒有過問過與馬島爭端有關的事情。
也就是說，沒有證據證明王元慶發揮過影響力。
當然，沒有證據，並不表明王元慶並不重要。
雖然自從紀佑國時代開始，軍情局就擁有超乎想像的影響力，潘雲生、李存勳與後來的劉曉賓都是權傾一時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說，在共和國權力體系內，軍情局長的地位僅次於國家元首，但是軍情局長的忠誠性不容質疑，不管是開創軍情局時代的潘雲生、還是將軍情局推上巔峰的李存勳、以及將軍情局帶入正途的劉曉賓，除了執行元首命令之外，從來都沒在重大問題上擅自做出決策。正是如此，軍情局才能得到數任元首的高度重視，成為共和國、乃至全世界最為強大的情報機構。
由此可見，不管李存勳做了什麼，體現的都是王元慶的意志。
正是如此，才讓所有人相信，第二次馬島戰爭是王元慶為其政治生涯畫上的一個完美句號。
第二次馬島戰爭真是按照王元慶的安排打響的嗎？
雖然劉曉賓沒有在《秘密戰線》中給出答案，但是作為當事人的裴承毅有絕對的理由相信，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王元慶的意思進行。
從局勢發展可以看出，王元慶不想讓戰爭在上半年爆發。從共和國的利益出發，也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對王元慶來說，2037年上半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政權交接，並且將政治改革推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別說兩件事情一起做，其中任何一件事情都能耗光王元慶的精力，讓他無暇他顧，不然也不會把馬島問題丟給李存勳。
按照裴承毅的理解，王元慶確實想利用馬島爭端。設想一下，如果爭端在上半年激化，雙方開始積極備戰，因為英國在西方世界的特殊地位，所以盯著共和國國內問題不放的美國、以及某些強國肯定會把目光轉向南大西洋；以王元慶的能耐，肯定能在上半年搞定與政權交接有關的事情，因為王元慶的個人威望不會隨同政權更迭而立即消失，怎麼也能保持數個月，所以在這幾個月內，王元慶能夠利用個人影響力推動政治改革，從而將兩件同樣重要的事情錯開，既降低了引發政治動盪的風險，又提高了成功的機率。
人無完人，王元慶也不例外。
按照裴承毅的估計，參加倫敦首腦峰會期間，與阿根廷總統塞隆單獨會晤後，王元慶就意識到他之前的安排過於理想化，局勢不可能按照他的預料發展。萬幸的是，對於已經執政10年的王元慶來說，這種意料之外的事情並不罕見，他早就學會了用隨機應變應對預料之外。
最大的變數不是阿根廷，也不是美國，而是英國。
不得不說，王元慶對這個歐洲老牌帝國的瞭解還不夠徹底。按照裴承毅的估計，王元慶在最初的時候並不認為英國是個挑戰，而是把英國當成了美國的附庸，而且是沒有多少頭腦的附庸。導致這一錯誤判斷的原因很有可能與全面核裁軍有關，英國在全面核裁軍中採取了跟隨美國的政策，並沒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制訂相應的政策。不管怎麼說，因為低估了英國的主動性，所以王元慶對馬島局勢的判斷出現了偏差。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也能看出，英國積極備戰對激化馬島爭端的影響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回到國內，委任李存勳全權負責涉及到馬島衝突的事情，積極推動對阿軍售，都可看成是王元慶針對新情況做出的調整。
直到這個時候，王元慶才找到了正確的解決辦法。
並不複雜，簡單說就四個字：將計就計。
如果裴承毅的分析沒有錯，那麼王元慶不但是第二次馬島戰爭的始作俑者，還是世界新格局的開創者。
只不過，落實到具體事務上，很多因素仍然不受控制。
別的不說，開戰時間就超出了王元慶等人的預料。
用裴承毅的話來講，雖然針對新的局勢做出了調整，但是為了最大限度保護共和國的利益，最好將第二次馬鳥戰爭的爆發時間控制在4月30日左右，因為要到這個時候，共和國的“憲法修正案”才將進入最為關鍵的全民表決階段。
結果，戰爭在4月20日就爆發了。
戰爭在怎麼時候爆發，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有直接影響。對閔瑞麟來說，在20日登上馬島與在30日登上馬島就沒有多大區別。
在474名突擊隊員中，閔瑞麟是唯一一個“非志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