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超過10萬噸。
打擊結束的時候，費城、巴爾迪摩、華盛頓與弗吉尼亞比奇幾乎變成廢墟。
事實上，正是這場打擊，迫使美國聯邦政府遷往丹佛。
當然，受到打擊最嚴重的還不是這些大城市，而是被稱為“美國海軍搖籃”的諾福克海軍基地。投向這座港口的10萬多噸彈藥，幾乎將整個港口從地面抹掉，別說港口裡的基礎設施與艦船，就連用混凝土澆鑄的碼頭都被炸得粉碎！
消除了後顧之憂，共和國海軍才正式進軍墨西哥灣。
到這個時候，共和國海軍也擁有了深入墨西哥灣的資本，因為就在2月3日，古巴當局接受了共和國開出的條件，以集約集團盟國的身份參戰，並且向美國宣戰，隨即向共和國軍隊開放領土、領海與領空。
12個小小時之內，共和國海軍航空兵與第一批陸戰隊官兵就進駐了古巴。
卷十四 硝煙漫天 第122章 一發不可收拾
戰後，關於共和國有沒有必要對美國實施戰略打擊存在很大爭議。
很多人都認為，到2063年的時候，因為美國已經喪失了戰略潛力，且被共和國團團包圍，只要共和國當局肯在一些問題上做出讓步，就能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戰爭，甚至能夠佔領美國本土，也就沒有必要對美國進行全面戰略打擊。
暫且不管這種論點的對錯，首先得承認，戰略打擊開始後，就很難收手。
對共和國的決策者來說，戰略打擊無疑是一種解脫壓力與推卸責任的有效辦法。說得直接一點，做出決策的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小集體，而是最高統帥部，而這個戰時最高決策機構實際上是由元首府、全體代表大會、政治協商大會、國務院、總參謀部與各種民間機構組成的。即便在這個機構中，元首具有最高發言權，以及最後決策權，任何重大決策也不是一個人決定的。由此可見，戰略決策是集體決策，因此對美國實施全面戰略打擊也是集體決策，即便這個決策出了問題，也不會由某一個人來承擔責任。更重要的是，這種責任關係不可逆推。換句話說，如果因為批准了戰略打擊而造成重大損失，需要承擔責任的不僅僅有裴承毅，還有整個決策機構，結果就是不由裴承毅來承擔責任。相反的，如果因為沒有批准戰略打擊而造成了重大損失，由於是裴承毅單獨否決的，就得由他來承擔責任，而不是由整個決策機構來承擔責任。
這種情況，在任何國家都存在。
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前，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杜魯門批准了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戰略決策。要知道，以事後的角度來看，美國在1945年8月份用原子彈對付日本，幾乎是多此一舉。以當時的情況，即便美軍不登陸日本本土，即便停止戰略轟炸，只要繼續保持戰略封鎖，因為嚴重的饑荒，日本也會在冬天到來的時候投降，不可能堅持到1946年，也就不會讓美國損失100萬官兵。問題是，以當時的情況，作為美國的最高決策者，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上，杜魯門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用後人的評價來說，杜魯門遠遠不是羅斯福那樣的戰略領袖，在政治場上最多算得上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也就不可能具有羅斯福那樣的戰略眼光與戰略魄力，做出足以影響整個世界的重大戰略決策。為了避免承擔責任，特別是為陣亡100萬美軍官兵的責任，杜魯門別無選擇，只能用原子彈為戰爭劃上句號。
當然，肯定有人認為，裴承毅絕不是杜魯門那樣的人，不應該犯同樣的錯誤。
實際也確實如此，裴承毅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來的決策能力不但遠遠超過了100多年前的杜魯門，也超過了當年的羅斯福。
問題是，不同的時代，總有不同的麻煩。
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些支援杜魯門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最終目的都是要鞏固美國的霸權地位。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面臨的爛攤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還要嚴重。當時，除了美國之外，整個西方世界都變成了廢墟，英法德意等傳統強國全都遭到戰火摧殘，就連情況最好的英國都不得不放棄日不落帝國的王冠，將世界霸權交給曾經的殖民地。與之對應的，則是在蘇聯領導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愈演愈烈，而且在東歐平原上，還有數百萬經歷了戰火磨練的裝甲部隊。可以說，美國要想領導世界，首先就得頂住紅潮。正是如此，才有了幫助整個西方世界振興的“馬歇爾計劃”。問題是，一個經濟計劃對蓄勢待發的百萬紅軍沒有任何意義，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