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準備，2060年初，共和國天軍以20多架空天戰鬥機為代價，炸燬了美國的51區，使美國在量子通訊領域的研究突然中斷。雖然在報復性打擊中，美國也炸燬了共和國國家物理實驗中心的二部分，並且導致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環形加速器停止執行一年多，但是共和國已經在相關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因此當環形加速器在2061年底重新投入使用之後，共和國立即製造出了大批次子通訊裝置。
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這次轟炸行動，戰局肯定會不一樣。
嚐到甜頭之後，共和國天軍對美國本土的戰略轟炸就沒有停止過，只不過在2063年之前，規模都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從2060年開始，隨著空天戰鬥機大批次投入使用，加上在其他戰場上需要大批戰略轟炸機，特別是射程超過3000米的遠端巡航導彈在之前的戰鬥中消耗一空，共和國天軍對美國本土的戰略轟炸全部交給了空天戰鬥機，轟炸規模也因此縮小了許多。
正是如此，更受關注的反而是西南太平洋、歐亞大陸與中東地區。
在廣袤的海洋戰場上，特別是針對美國本土的方向上，戰略打擊的重任落到了海軍身上。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海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佔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所以天軍很難在對美戰略打擊上取代海軍。更重要的是，海軍在共和國最高統帥部的影響力非常大，不但超過了天軍，還超過了陸軍。這也很好理解，裴承毅為了不讓袁晨皓獨攬大權，把華劍鋒請了回來，就是要用林嘯雷培養起來的海軍力量平衡陸軍的影響力，讓共和國的戰略決策大權掌握在元首的手中，而不是受總參謀長控制。
事實上，即便不考慮這些因素，在對美戰略打擊中，海軍的地位仍然不可取代。
原因很簡單，沒有由海軍控制的海運力量，其他軍兵種的作戰行動都無法展開。
從經濟角度出發，海軍也是更加理想的選擇。
雖然在打擊軍事類戰略目標的時候，天軍的精確轟炸要比海軍的全面炮擊更有效，但是在對付城鎮、軍事基地、工業區、交通樞紐等大區矯目標的時候，海軍的作戰效率卻遠遠超過了天軍。比如同樣打擊2000千米外的百萬人口級大城市，海軍消耗的炮彈總價值僅有天軍消耗的炸彈總價值的十分之一，再算上戰艦與轟炸機的耗費比等等，海軍的作戰效率相當於天軍的二十倍。如果奪得了制海權與制空權，艦隊安全有所保證，用效費比更高的火力艦取代戰艦，作戰效率還能提高好幾倍。
可以說，這也是共和國高層支援讓海軍承擔主要打擊任務的根本原因。
不管怎麼說，為了打贏這場戰爭，共和國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勝利已經近在咫尺的情況下，不管是共和國的領導人，還是普通公民，都在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有沒有必要為最後的勝利付出更大的代價，或者說能否以最小的代價取勝。
這種觀點，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體現，比如在猶太人問題上向歐洲讓步。
更重要的是，共和國在戰略打擊方面的經驗並不豐富。
雖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40多年間，共和國是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中參與與發動戰爭最多的一個，平均每10年打一場大規模區域性戰爭，每五年參加一次地區衝突，在相當於四代人的時間裡，總共有上百萬將士血灑疆場，但是與大國、強國交戰的只有兩次，即日本戰爭與印度戰爭。非常可惜的是，這兩次大規模地區戰爭都沒有太大的借鑑價值。日本太小，即便戰略打擊非常成功，也很難複製到美國身上。印度戰爭以地面作戰為主，戰略打擊佔的比例並不大，而且不是擊敗印度的主要因素。受此影響，大戰期間，共和國才會在取得了海上優勢的情況下，沒有用封鎖來瓦解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而是透過持續一年多的戰略轟炸把澳大利亞送回了石器時代，透過針對澳大利亞的戰略轟炸，共和國海軍與天軍積累了大量經驗，比如轟炸機的出動率，比如物資的調運與準備工作等等。問題是，澳大利亞實際上也是一個沒有太大代表性的國家，主要轟炸區域的面積還不到200萬平方千米，僅相當於半個歐洲，或者美國本土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亞的防空力量非常薄弱，無法與美國本土相提並論。當然，從共和國本土出發，將物資運往西南太平洋與運往北大西洋的難度也截然不同。
沒有足夠的經驗，共和國軍隊就得在實戰中積累經驗。
也就是說，戰略打擊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訂下了基本戰略，到底該怎麼打，還得由實戰結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