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以江華條約為轉折點，在日本資本主義的逼迫下，閉關自守的朝鮮終於開放了門戶，封建統治階級想把封建朝鮮與世隔絕的迷夢，也化為泡影了。從此，朝鮮使由封建社會一步步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客觀地講，閔氏政府實行門戶開放政策，既是主觀上向外部尋求支援，在內部抑制政敵的需要，又是客觀上屈服於日本侵略勢力和宗主國清王朝外交壓力的結果。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這種做法在策略上並無不可，在歷史上也多先例。但當時的朝鮮李朝，無論在軍力、經濟力還是在統治集團的對外認識上，都不具備主體開放的條件。結果，閔妃一派無異於開門揖盜，使日本獲得了包括開埠通商、建立居留地（租界）、領事裁判、商品免稅、測繪朝鮮沿海等一系列特權，併為爾後日本侵略勢力的進一步深入，提供了方便。
如果說大院君的鎖國政策是消極愚昧的保守主義，那麼閔氏政權的非主體性的開國政策則是屈服於侵略者壓力的妥協主義。保守主義造成國民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強化了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態，妥協主義則拱手送出了國家主權和挫傷了民族尊嚴，兩者都不利於朝鮮社會的正常進步與發展。
隨著《江華島條約》的簽訂，朝鮮半島日益成為西方與東亞資本主義列強爭奪的場所。在西方列強中，美國成了最早進入朝鮮半島，迫使這個東方古老王國向西方世界敞開大門的國家。
19世紀70一80年代，美國的遠東政策發生了重要變化，堅定地退出與歐洲列強的聯合，轉向和日本合作和支援日本。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美國當政者認為日本握有開啟東方的鑰匙。《江華島條約》極大地刺激了美國對朝鮮的慾望和野心，美國政府向日本政府對《江華島條約》的締結表示祝賀，之後立刻作出反應，希望以日本為媒介，接近朝鮮。而日本則以其在朝鮮取得的特權為籌碼，要求美國修改它加於日本的不平等條約。
1878年美國政府任命海軍提督R．w薛斐爾到遠東執行“特別商務使命”，同年12月，薛斐爾率艦離開美國。薛斐爾當時是有海軍准將軍銜的美國著名將領，和狂熱的對外擴張主義者，幻想著成為“隱土王國”朝鮮的叩關者，而被載入史冊。他認為海軍實際上是商業的開拓者，美國商人需要經常得在旗艦和槍抱的保護下，對付“野蠻種族”。正是由於他強烈地鼓吹，利用海軍推進美國同世界上不發達地區，特別是中國和朝鮮的貿易，才被選中執行這一特殊使命。同時，因為朝鮮的戰略位置，誰侵入她的領土，誰就對中華帝國擁有一個開放的門戶，也是對列強們巨大的誘惑。
明成皇后9（5）
薛斐爾抵達日本長崎後，由於當時日本代理公使花房義質，正與朝鮮政府談判元山、仁川開港問題，日本政府以直接出面斡旋，對正進行的談判多有障礙為理，拒絕充任美國進入朝鮮的嚮導，但是答應讓日本駐釜山領事為薛斐爾周旋。當薛斐爾到達釜山後，釜山府使拒絕接受美國書函，薛斐爾無奈重返日本。透過其他渠道仍無所得之後，薛斐爾開始懷疑是否過高地估計了日本對朝鮮的影響，並對日本的真誠發生了懷疑。
薛斐爾隨即走訪了中國駐長崎領事館，要求清政府協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為打破日美勾結共謀朝鮮的態勢，牽制日本在朝鮮的擴張，遂致函邀薛斐爾訪問天津。
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官僚，曾經一直夢想著“聯東方形勢”。但是1874年日本武裝侵略臺灣事件，1876年《江華島條約》事件，1879年日本將中國藩屬琉球改為沖繩縣事件，使李鴻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認為來自東方的侵略遠較西方的侵略更為可怖。因為西方國家這時的興趣與野心，並不象日本那樣集中於領土的侵略。此時，清王朝的對朝方略，在自利主義支配下，由“息事寧人”演變為“以夷制夷”，即勸說朝鮮與西方各國訂約通商，以歐美列強牽制日本，達到既不使日本獨吞，又把朝鮮問題國際化，使朝鮮作為保護清王朝的戰略緩衝區。自1879年起，李鴻章就不斷密函朝鮮統治層中的有勢力人物，勸說他們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李鴻與薛斐爾在天津會見。最後，李鴻章答應派信使帶一封相當起作用的信，幫薛斐爾進入朝鮮。但是由於當時美國政府仍堅持透過日本與朝鮮定約，薛斐爾不得不返回美國，準備說服政府改換渠道。
就在薛斐爾離開遠東返回美國前後，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開始發生變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時候，已經決定與美國訂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