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端生於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時，年已二十二歲，其父玉敦於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末，除其父兆侖服時，端生年已二十三歲矣。當時女子通常婚嫁之期，大抵不過二十歲，端生婚期實已嫌晚，而非更別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適範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間，至遲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後也。若依當日社會風俗推論，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喪後，端生始適人，於禮法及情勢為最妥便。識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時間為端生適範某之年月，雖不能中亦不遠矣。若端生於乾隆三十八年結婚，三十九年產一女，此後數年間復產一兒，則範某之案不能發生於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時限定於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後，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乙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鄉試，而四十五年恩科順天鄉試適發生科場舞弊案。此案清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記載，（其第一次可參清會典事例三四一禮部五二頁舉整肅場規一乾隆四十五年論。）其文頗繁，茲僅節錄其最有關者，並附論釋於下。憶二十餘年年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編輯明清史料，見乾隆朝三法司檔案甚多。當時未能詳檢，不知其中是否有與此案有關之檔案。今此項檔案蘆溝橋事變後已不在原處，暫不能查閱。又故宮博物院清軍機處奏鈔上論檔中復有關於此案之檔案，據司其事者雲：“此項材料南運未返。”則其與清高宗實錄詳略同異如何，亦無從比較也。
清實錄高宗實錄一一一三略雲：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甲申又諭曰：刑部審訊鄉場傳遞文字之眷錄陳七等一案，將陳七擬絞監候，其代倩作弊之恆泰春泰範菼陶雲鶴髮往烏魯木齊，不能禁約子弟之勒善陶淑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此案科場傳遞積弊聞之已久，但總未經發覺，姑未深究。今陳七等即經拿獲，若不力為整頓，使之警戒，則舞弊營私，將何底止。此案陳七一犯，包攬得贓，藐法無忌，實為罪魁，問擬絞候，自屬法無可貸。恆泰春泰著削去旗籍，與範菼陶雲鶴一併發往伊犁，給種地兵丁為奴。其勒善陶淑均即著革職，以為科場舞弊玩法者戒。
同書高宗實錄一一一四略雲：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亥諭：鄉試為掄才大典，欲拔真才，先清弊竇。本年順天鄉試，經搜檢王大臣奏，拿獲懷挾傳遞及頂名代倩，不一而足。各犯已交部從重辦理，用昭炯戒。順天科場，特派王大臣等，於磚門龍門逐次嚴查，尚有此等弊竇。何況外省稽察搜查，斷不能如京師之嚴密。該巡撫等職任監臨，摘弊防奸，是其專責。乃歷年披閱各該撫奏摺，惟今年富綱（寅恪案，清史稿二百八疆臣年表六各省巡撫表載乾隆四十五年富綱任福建巡撫。）奏稱，先於場前訪查積習，出示禁諭，並曾築夾牆，另開更道，於抬運人夫，逐加搜檢，印用號戳，並不假手吏胥等語。辦理較屬認真，此外則均以三場無弊一奏塞責，並未見有查出懷挾傳遞頂冒之事。豈作奸犯科者，惟順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絕風清如此乎？實因各撫臣模稜市譽，不肯認真任怨耳。夫取怨於作奸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後各省巡撫，凡遇大比之期，必須實力稽察，慎密防閒，如有前項弊端，即當立進查獲，嚴加究治，從重嚴辦，務令闈中積弊肅清，士子懷刑自愛，庶足以甄別人材，振興士習。將此通諭知之，並令於每科引此旨覆奏，著為例。
寅恪案，端生之婿範某是否即範菼，今雖難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後，四十七年以前，三次鄉試科場中，惟此次發生作弊之案。據高宗諭中“歷年披閱各該撫奏摺”之語，則是至少此年之前數年，未有作弊案發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範菼乃由陳七口供牽累，既與陳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為發往伊犁，亦與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發見明確之反證，不得不暫假定範菼即端生之婿範某也。綜觀高宗屢次御旨，知其意在嚴懲窮究，廣肆株連，並通諭全國，凡遇科試之期，負監臨之責者，須引此旨覆奏，永為定例。則此案性質嚴重，一至於是。當日陳氏親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牽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無因也。
複次，清代浙士人因長洲韓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為名。“菼”既是單名，“範”亦非僻姓，則乾隆之時，江浙地域同稱“範菼”者，當不止一人。今翻檢當時史料，發現有一“範菼”者，其人乃陳兆侖交友範璨之子。（見紫竹山房詩集三書榜自注，同書八呈範侍郎奠文燦前輩即送歸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八湖北鄉試錄序又陳句山先生年譜乾隆六年辛酉條。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