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偕�怠罰�兄菔榛�靄嬪紓�1982年版，第7頁。）的才華，使她從小便沒有對男性加以特別崇拜。然而，她畢竟是在三從四德的教誨下長成的閨閣小姐，所以起初出走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保全名節，深藏著從一而終的理念。但她隨即想起了謝湘娥和柳卿雲（小說人物，宋寧宗帝時，兩人都因事急上京，女扮男裝，考中狀元，而後與家人團圓），萌發了仿效之念……她輕鬆地連中三元，而後又因治癒太后的病被任命為兵部尚書。這極大地增強了她的自信心，沉睡千年的自我意識日漸甦醒，她開始主動地設計自己的人生之路。憑著過人的膽識，她抓住了朝鮮兵敗、山東告急的有利時機，極力舉薦少華。隨著少華的凱旋，她也一舉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官位的上升，自我力量的擴張，孟麗君的思想也日趨成熟，她深信：女子完全可以和男子一樣建功立業。《再生緣》的獨特價值在於它沒有停留於“中狀元、喜團圓”的舊模式，而把孟麗君獨立地推上了權力的巔峰。在這其中，孟麗君的獨立之路已經走得非常遙遠。她以女兒軀實踐了封建男性的終極追求：拜宰相、立朝綱、平天下。她已經完全認同於這種角色，並內化為自我意識，時時處處享受著由它所帶來的自由和榮華。在她眼中，女子所追求的婚姻幸福已不算什麼，她寧願“脫袍卸蟒返林泉”（注：“清”陳端生《再生緣》，中州書畫出版社，1982年版，第762頁。），也不願回覆紅妝嫁少華。
二、艱難的路途
將孟麗君逼上女扮男裝之路的是社會境遇而非個人選擇，這條路充滿了泥濘與艱辛。首先她得違反根深蒂固的封建綱常，學習接受父親、丈夫的跪拜，抵制父女、夫妻之間的敬畏。第二，她必須掙脫傳統女性的習俗，拋棄深入骨髓的女德女誡。面對這種角色轉變，她並不從容，而是時常沉溺於負罪感，她自覺地為自己列出了四大罪狀：瞞蔽天子、戲弄大臣、擾亂陰陽、誤人子弟。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她原有的女性意識並不承認這種生活方式的正當性。她愛這種生活方式，但文化的薰陶又讓她倍感內心的煎熬。是陳端生——一個18年華少女的天真，而不是主人翁自己賦予自己與女人決裂的勇氣。但是一旦踏上此路，她就再也不願迴歸。掙脫了男權社會的鐐銬之後的生活是愜意而輝煌的，個體的自由是任何其他東西無可替代的。何況她的才華不再被埋沒，而是可以淋漓盡致地揮斥方遒、指點江山。面對矛盾，她就代用國法來掩蓋倫理，以自我價值的實現來彌補女性特質的隱匿。她甚至用“災”、“牢籠”來比喻家園，足以體現出她那“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解放。所以，“何須必要歸夫婿……正室王妃豈我懷”。（注：“清”陳端生《再生緣》，中州書畫出版社，1982年版，第608頁。）對於去意已決的她，喬扮男裝，已決非為保全貞節的一時之念，而是終身的企盼。可惜好景不常，強行將她逼上女扮男裝的社會境遇再次展現出它的淫威，逼她回覆紅妝。即使孟麗君自身可以掙脫男權社會的禁忌，擺脫傳統女性意識的束縛，超越自然女性的慾望，她也終究擺脫不了社會歷史的壓迫。當身份一旦暴露，迴歸與否已不再是個人或少數人可以決定的事，也非作者所能主宰，而是社會傳統的必然要求。正因這種無法超越的社會性，《再生緣》並不被當時所接受，她不但比不過《天雨花》，還遭到自覺捍衛男權秩序的女性——《筆生花》的作者邱心如的猛烈攻擊，認為酈保和不忠不肖，大有“辱父欺君”之罪。（注：邱心如《筆生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1頁。）所有這些都主宰了孟麗君這一形象的悲劇性。其結局誠如郭沫若對《再生緣》結局所設想的，只能使她或者回歸牢籠，或者咯血而死。
三、愛情的缺席
《再生緣》的世界，可以說是女性主導的天下：精明能幹的孟夫人和皇甫夫人，智勇雙全的皇甫長華、衛勇娥，老練的太后，世故的江媽，更別提孟麗君自己了。它彷彿是男權體系的一種實質的錯位，在道貌岸然的男權體系中，依稀可見母系氏族的餘輝。然而，女性畢竟不等同於男性，簡單機械的男女平等本身便是一個荒謬。所以當陳端生把孟麗君推上悉心設定的男性軌道而忽視了女性的自身特徵之後，她便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傳統社會錯誤地將愛情塑造為女性的第一生命，陳端生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她錯誤地拋棄了愛情在女性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即使孟麗君可以在陳端生的塑造下矇蔽一世，可以男性化地度過其飛黃騰達的一生，但事實上，這種單色彩的完全錯位的一生仍舊是個悲劇。幸福的人生至少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