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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婭需要接受抗菌治療，但是又沒有藥品。四局醫院使用的都是外國藥品，特別是法國藥品，這些抗菌藥品已經用完了，只能代之以蘇聯計劃生產的抗菌素。蘇聯工業中普遍實行定額生產製度，超額才能得到獎金，產品逃避質量檢查的情況在蘇聯工業中也普遍存在。這一批藥品根本沒有經過檢驗，藥瓶裡很可能裝的是蒸餾水而不是抗菌素。馬科第二天才知道這一情況。然而娜塔莉婭已經完全陷人休克，醫生還沒有來得及糾正他的一連串錯誤，她就死了。
拉米烏斯痛苦地記得那個肅穆的追悼會。他手下的軍官和其他多年來結下友誼的一百多個海軍士兵、娜塔莉婭的親屬，以及當地黨委會的代表參加了葬禮。馬科的父親去世時，他正在海上，但是他深知亞歷山大所犯下的罪惡。他的死對他沒有影響。然而，妻子的死卻是他的一場災難。他們結婚後不入娜塔莉婭就笑著對他說過，海員需要回到妻子身邊，女人需要等待丈夫回來。說起來就這麼簡單。而實際上卻要比這複雜千百倍！這是兩個有才華的人的結合，十五餘年相濡以沫的恩愛生活，使他們彼此更加了解，使兩顆心貼得更緊了。
在沉重的哀樂聲中，馬科·拉米烏斯看著靈樞推進了火化室。他多麼希望自己能為娜塔莉婭的靈魂祈禱，希望希爾達祖母沒有說錯，希望除了烈焰和鋼門之外還存在著某種別的東西。此時此刻，他才意識到這一件事對他的巨大打擊：國家不僅奪走了他的妻子，而且剝奪了他為減輕悲痛而祈禱的權利，剝奪了他同妻子重逢的機會——那怕這只是幻想。自從很久以前他在波羅的海度過的那個夏天以來，溫柔、善良的娜塔莉婭就是他唯一的幸福。現在，幸福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雖然周復一週、月復一月，但是對娜塔莉婭的懷念始終忻磨著他：每當他在街頭漫步或在摩爾曼斯克的商店裡買東西時，常常觸景生情，人們的髮型、步態或笑聲，都會勾起他對娜塔莉婭的清晰回憶。一想到自己失去的妻子，他就完全變了樣，不象個職業海軍軍官。
娜塔莉婭·波格達諾娃·拉米烏斯的生命，葬送在一個值班時喝酒的外科醫生手裡，這樣的瀆職罪在蘇聯海軍中是要受軍事法庭審判的，但是馬科卻無法對這個醫生繩之以法。外科醫生的父親是一位黨的高階官員，他的地位自然會得到他的保護人的庇護。如果有適用的藥品，她也許可以得救，但是外國藥品缺乏，蘇聯藥品又不可靠。醫生不能承擔這個責任，藥廠工人也不能承擔這個責任，拉米烏斯前思後想，怒火中燒。最後他認定，國家應當承擔責任。
幾個星期之後，一個周密的計劃形成了：他一直擔任訓練和制訂應急計劃的工作，這促成了這項計劃的產生。當建造“紅十月”號的工作在中斷了兩年之後重新開始時，拉米烏斯就知道這艘潛艇將由他來指揮。他幫助設計了艇上經過大改革的拖動系統，並對在裡海進行了數年絕密航行的模型艇進行了審查。他請求調離原來的艦長崗位，以便集中精力投入“紅十月”號的建造和裝配工作，預先挑選和訓練該艇的軍官，這樣就可以使這艘導彈潛艇及早進入全面作戰狀態。紅旗北方艦隊的司令宮是一個易動感情的人，在娜塔莉婭的追悼會上還掉過淚。他同意了拉米烏斯的請求。
拉米烏斯對軍官的人選早就有了安排，他們都是“維爾紐斯學院”的畢業生。許多人還是馬科和娜塔莉婭的“義子”，他們的地位和軍銜都是拉米烏斯提拔的，他們自己的國家生產不出能讓他們有用武之地的潛艇，他們都接受了馬科的勸告加入了共產黨，而當他們意識到晉升的代價就是出賣自己的思想和靈魂時，他們對祖國的不滿就更加強烈了：他們要變成一隻身著水兵服的領高工資的鸚鵡，控制自己，忍著痛苦，重複黨的教導，這樣才能得到提撥。這些人雖然邁出了這卑賤的第一步，卻基本上沒有撈到什麼好處。在蘇聯海軍中有三種渠道可以平步青雲：一是當政治委員，成為孤家寡人；二是當海軍軍官，最後掙一個艦長的職位；三是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高階別高薪金，但是永遠當不了領導。例如，在蘇聯艦艇上總工程師的級別可能高於艦長，但是他仍然是下級。
拉米烏斯環視著坐在桌旁的全部軍官，他們大多數精通業務，又都是黨員，但是在事業上都未能如願以償。其中兩人因青少年時代犯過小錯誤，其中一個僅僅是因為八歲時有過越軌行為，從此便得不到信任。導彈軍官是個猶太人，雖然他的父母都是忘我而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和他們的兒子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