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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陸地上封鎖，希臘與義大利交戰中，也願意親近英國。但在德國近在咫尺的威脅下，希臘不會冒著觸怒德國的危險，斷絕物資運輸的，最多也就是限制少部分敏感物資的運輸。貝爾格萊德的態度倒是很強硬，然不走南斯拉夫還可以走羅馬尼亞，可以走義大利。
再說，德國已經把邊界擴張到巴爾幹半島，沒有一個人認為巴爾幹半島國家可以抵擋德軍的進攻。也就是說，即使英國成功的在這裡中斷了運輸，德國恢復它也不會很難。
於是，在麥金託什上校的建議下，眾人把目光挪到了西亞地區。土耳其和伊朗兩國都是中德路線的必由之路，只要有一國傾向英國，就能終止中德間的貿易。
然而，考慮再三之後，丘吉爾發現，這個主意也不是很理想。
如果早上二十年，伊朗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土耳其是歐洲病夫，英國自然是想怎樣就怎樣。現在嘛，伊朗在禮薩·汗的領導下21年就獨立了，土耳其也在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帶領下於24年獨立。
丘吉爾仔細研究過後，還是放棄了使用武力的打算，大英帝國的武力實在不足為憑，他決定儘量採用外交手段，把土耳其拉到英國一邊。相對而言，土耳其與英國的關係更好一些兒。距離中國也遠一點兒，中國武力干涉的可能性也小一些兒。
至於從源頭上截斷德國的物資補給，丘吉爾並不認為有可行性。中國自獨立以來，和英國的關係就一直不好，多半時間裡，兩國關係只能用惡劣來形容。中國由於實力不及，對歐洲事務漠不關心。但中國現實的狠，與猶太人差不多，在貿易上向來一視同仁——丘吉爾在歐戰就知道了這一事實。因此，在他看來，英國不可能為中國提供更大市場，更多利益，外交部與中國的交涉，只是略盡人事而已。
中國是在24年前後，與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等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但真正的發展，還是在28年以後。從那時候開始，主持中國的外交的人選，從顧維鈞換成了唐紹儀，中國的外交政策也隨之發生了轉變。這也不光是外長變化引起的，中國內外情況的變化，也是重要因素。
在二十年代初，中國立國未久，實力平平，自然在外交上要低調，需要周旋於列強之間。待唐紹儀接任外交部長，那已經是28年，中國國力大為改觀，政策也就隨之一變。更注重中國的國家利益，注重發展與弱小國家的外交關係，積極主動為國家謀取利益，並維護華人在外海的切身利益。
像伊朗和土耳其這樣重要的亞歐大陸橋，自然是中國外交的重點。
中國也算是列強之一了，但中國在對外交往上，政策與各國有所不同。我沒有照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然而，中國沒有對外殖民的企圖，彼此之間交往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使各國對中國的印象不錯。
老實說，我知道，殖民主義已經落伍了，就直接採用了經濟剝削辦法——試圖把各國變成中國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實質其實與殖民主義是一樣的，卻更為隱蔽，手段更緩和，也無意使用武力強迫各國，來謀求暴利。
這樣一來，中國就沒有什麼壓迫性了。“經濟剝削”是生產力差距決定的，你的生產力落後，技術落後，必然會受到剝削。唯一的區別，就是哪國來剝削罷了。
所以，各國都覺得中國比較好相處，貸款也好，商貿也好，外交也好，都有幾分平等的味道。且中國又不會插手干涉別國的內政，只要求與各國同等的貿易條件。各弱小國家自然願意與中國打交道。
當然，凡事沒有絕對的。需要的話，我就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來維護一個親中的政權。反正，我不動用大部隊，還可以動用龍牙。關鍵的時候，一把匕首就可以改變政治局勢的。但手段更隱蔽，效果更顯著，就如同在泰國發生的那樣。
泰國原名暹羅——39年改的名字，1896年，英、法簽訂條約，規定暹羅為英屬緬甸和法屬印度支那之間的緩衝國，從而使暹羅成為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1932年6月，人民黨發動政變，改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制。1938年，披耶帕鳳告退後，鑾披汶·頌堪開始執政。
但鑾披汶在法國留學時，深受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在任期間，奉行親日外交，推行大泰族主義方針，對外挑起邊境糾紛，對內煽動泰人與華人的民族隔閡。其他的都無所謂，但針對華人的措施，就令人很不滿意了。在稍晚些兒時候，就意外身亡了。此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