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精神分析應用於教育這種口號，今天只有到別的社會中去才能找到。我們需要弄明白什麼是教育的首要任務。兒童應當學會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許兒童自由實現他的所有衝動是不可能的。
對於兒童心理學家來說，給予兒童上述自由的做法，或許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實驗。
但對於兒童的父母來說，這樣做則是辦不到的，而且兒童本人也將深受其害，這種損害有的很快就會表現出來，有的則在以後的年月裡呈現。因此，教育必須對兒童的衝動實行約束、禁止和壓抑。
這種情況在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充分看到。
然而，我們卻從分析中發現。恰恰是這種對本能的壓抑包含著導致神經病的危險。
你們應該記得，我們已經詳細地考察過神經病產生的情況①。所以，教育就不得不在既干涉兒童的本能，又防止他遭受挫折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中找到它的道路。除非這個難題完全不能解決，否則我們就一定會發現某種最恰
①參見《引論》，特別是其中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兩講。——英譯註。
當的途徑，它能夠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產生最小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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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確定對兒童本能實行禁止的數量、時間和方式。
我們應該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即我們施以教育影響的物件具有非常不同的遺傳的性格特徵，以致同樣的教育步驟不可能相等地有益於所有兒童。
某種重要的反省告訴我們，教育迄今為止在完成它的任務方面是十分糟糕的，並且對兒童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適的途徑，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務，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種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創傷所發生的影響。但教育無論如何不能消除另一種致病因素，即不順從的本能氣質的力量。
如果我們現在就考慮這些擺在教育者面前的難題——例如他應該怎樣認識兒童的個性，怎樣從微小的跡象去猜測兒童未成熟的頭腦中所進行的活動，怎樣既給予兒童適量的愛又保持有效程度的權威——我們就會明白，唯一適合於從事教育職業的準備工作，就是徹底的精神分析訓練。最好的辦法是教育者對自己作分析。因為即便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但如果沒有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還是不可能掌握這種方法的。對教師和教育者的分析比之對兒童本人的分析，似乎是一種更為有效的預防性措施，而且更易於付諸實施。
我們以上提到的方法——雖然只是一種附帶的考慮——對於培養兒童來說可能是間接的，但它確實有益於這種培養，並將日益產生重要影響。凡是使自己體驗過分析法並從中受益頗多，而且洞悉他們自己的培養方式的缺點的父母，都將會更好地懂得怎樣對待他們的孩子，在很多他們本人不曾受過寬容的方面寬容他們的孩子。
在精神分析努力對教育施加影響的同時，它的其他各種研究則正在探討過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預防方法。
在這裡，我們不過是再一次向你們敞開精神分析的大門，讓你們看看大門後面的那些屋子，而沒有帶領你們登堂入室①。我確信無疑，如果你們忠實地保持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你們就能學到許多有關上述題目的新穎而有益的知識。
不過，在結束教育這個題目之前，我還要談談它的一個特殊方面。
有人認為——這無疑是合法的——每一種教育都具有一個派別性目的，它致力於使兒童遵守已建立的社會制度，而無論其有多少價值和穩定性。
也有人爭辯說，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的現存社會秩序中存在著缺點，那麼，教育與精神分析的結合為這些社會秩序服務就是不正確的：這種結合應當被賦予別的更高階的目的，應當擺脫流行的社會要求的束縛。然而，在我看來，這種爭論在這裡是不適宜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範圍。
同理，一個醫生被請去治療肺炎病人，他無須關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圖自殺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繼續活著或我們是否應當希望他繼續活著。上述的後一種人們希望賦予教育的目的，也將成為一種派別性目的。
在這兩種派別間作抉擇不是一個分析者的事情。
我全然沒有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許各種與現存社會制度相沖突的目的，它對教育施加的任何影響都會遭到拒絕。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試圖把它的學生培養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親自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