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侖的國際主義實質上就是反對法國，反全球化和反對道德帝國主義實質上就是反對美國。美國的單邊主義和例外主義成為全世界政治、經濟民族主義重新興起的助產婆。布什教義推出核壟斷立場，先發制人戰爭，“要麼支援我們要麼反對我們”的極端主義，以及不姑息聲稱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這不啻是向全世界防禦性民族主義鬱積的怒火澆汽油。
1997年10月29日，艾倫·格林斯潘在國會“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聽政會上對聯合經濟委員會說，“可以設想，幾年後，我們回過頭看這個插曲（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根據其對宏觀經濟的意義，這是一個有益的事件”。如果只注意宏大的畫面，細節確實無關緊要：雖然地球上有些人一輩子都忍飢挨餓，有些城鎮被戰爭或自然災害無情地摧毀，但從太空中看，地球總是看上去近似圓形。這就是宏觀經濟學的問題。正如格林斯潘所說，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開始意識到，本國金融市場的動盪被美國主要的銀行家看作是對美國宏觀經濟的“有益影響”。格林斯潘為那些國家持有反美情緒和貨幣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金融市場參與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他們再也不會被控是妄想狂了。
諷刺的是，冷戰結束後，市場資本主義成為推動革命性變化的最狂熱力量。即便收入和財富差距不斷擴大，一旦大量資本來源於工人的退休金，金融資本主義也就變得內在地要求民主。美國退休金的貨幣價值超過15萬億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屬於中等熟練程度的工人。新型社會資本主義的形成將極大歡喜地剝奪工人們的就業機會，而代之以付給他們高額的退休金。個體資本家同樣剝削著個體工人。工人的儲蓄與收入之間的利益衝突凸現出來。正如柏格立公司（Pogo）過去常說的：“真正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由於偏好資本回報甚於補償勞工，社會資本主義造成了過度投資，從而導致生產能力過剩。但生產能力過剩問題只能由高收入消費者來解決。在生產能力過剩的經濟體中，失業和不充分就業降低了需求，從而導致金融瓦解。世界經濟需要低工資制，就如同畜牧業需要口蹄疫一樣。
正如君主主義作為反封建的進步力量剛出現時，合理地使自己成為政治自然法則，最終由於背叛了其進步的使命而導致了衰亡，今天的社會資本主義不僅將資本回報置於工人之上，而且置於資本所有者的福利之上。階級鬥爭已經紮根在每個工人心裡。當人們面臨當前生存和今後安康的艱難抉擇時，他們總是選擇生存，社會資本主義將必然地步絕對君主主義的後塵，而為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