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日軍攻擊時都是迅雷不及掩耳地突過來，這回不一樣，這回他們的幾個活動碉堡先就了位開始移動，然後步炮和重機槍在後邊跟著陣列移動，這樣地進攻自然是比步行還要慢的速度。我們瞪著那一條就著森林邊沿在雨霧中緩慢移動的線形，後來它收攏了，成了一個槌形，我們瞧著那個槌頭，槌頭是一輛推車，被兩個活動碉堡保護著，那車沒法不顯眼，因為車上綁了一個原木釘的十字架，麥師傅被綁在架上。
死啦死啦現在看起來很沮喪，從望遠鏡裡看了一看便保持沉默了，我從他手上把望遠鏡拿了過來，於是我看見一個雙腿已經被打斷的麥師傅，嘴裡堵著一塊布，發不出任何聲音。
他和我們一樣是渾身泥水的落湯雞，但我仍清晰地看見他的涕淚橫流，因為他已經痛苦得面部都已經扭曲——然後我發現他不是被綁著，而是被釘著。
當我們再看見麥師傅的時候，他已經被拷問過了，折磨他的人也知道他什麼都不會說了——實際上一天數次的鏖戰下來，我們也沒什麼秘密可言了。於是他被派了最後的用途——用來做攻破我們的撞城槌。“
槌緩慢地向我們壓近來，慢得我們的敵人像在給我們演示一回步兵操典，慢得他們在泥地裡拔足時甚至不會濺溼自己的褲腿，槍拿在手上，但並沒開，上著刺刀，向我們顯示著他們有再來一次白進紅出的勇氣。
死啦死啦開始開槍，我們也開始開槍，衝鋒槍和機槍都放棄了，我們又拿起了老式的手拉栓，砰的一槍，砰的又是一槍，連張立憲、何書光和迷龍也在這樣砰砰著，瞄很久，然後開一槍。儘管麥師傅明白無誤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生不如死的訊號，但是我們絆住了，沒人願意用自動火力把他和日軍一起送去他現在很想去的那個世界。
在這樣的地方熬了這麼久，瞎子也要熬成神槍手了，死啦死啦那一臉等死的冷靜也讓我們手穩了許多，於是一向是日軍的槍準得要命，今回擰轉了，我們打得幾乎是彈彈著肉，日軍沉默地倒下，沉默地開槍，沉默地前行，我們沉默地射擊，在對射中沉默地倒下，沉默地裝上刺刀。
當我們已經開始上刺刀的時候，每個人便沒有望遠鏡也已經看得清麥師傅了。
全民協助開始急促地喘息和嘀咕起來，“NONONONONO……”，他這樣無意義地嘟囔著，把拳頭塞在嘴裡，把腦袋完全紮在掩蔽物之下，投入了他的啜泣。我們不能象他那樣姿意，我們上好了刺刀，死啦死啦在檢查著他的幾把短槍，沒刺刀的人把砍刀、日本戰刀、鐵棍、鋼筋甚至磚塊放在自己的射擊位置旁邊，我們是木然而非英勇地在我們將死的地方等待。“來吧，都死了吧”，我們在心裡對自己說，可心裡是一片空白。
槌頭歇止了，停了下來，和我們對峙著，但更像一條顧盼著自己尾巴的怪蛇。
我們始終不知道我們這群炮灰到底給南天門造成多大沖擊，後來打掃戰場時發現整小隊建制的守軍是被銬在戰壕裡的，我不知道這是竹內的強制還是所謂的武士精神，我只看見他們停滯了，猶豫了，蔫了，後退了。
日軍在雨中開始撤回，沒轉身，槍口仍對著我們，但是像他們來時一樣緩慢地撤退。
死啦死啦的聲音在雨霧中飄浮，沒憤怒，沒激昂，全無他往日的叫囂。只是在平平淡淡陳述一件事實：“好像以前的一百多次一樣，這次你還是打不下來。我們拿噴火器和火箭筒，你們打不下來，拿步槍，你打不下來，拿槍刺和砍刀，你打不下來，我們拿牙咬，你都打不下來。”
我只是在看著麥師傅，麥師傅離我們近了。又離我們遠了，麥師傅停下了。不是他要停下的，是日本人停下了，他們停在我們的步槍射程之外，兩個活動的鋼製碉堡攔在他的身前，一張桌子搬了過來。我在望遠鏡裡看著，一個布卷被扔在桌上展開。砍的片的鋸的剔的……我瞧著那整套也許疤丁用於解牛的刀具，不，沒哪頭牛要分割得這麼精細的，它只能是刑具。
張立憲：“……他們要在我們眼皮子底下剮了他。”
我們沉默，我推全民協助，全民協助猛力地搖著頭，他就沒抬過頭。
麥師傅眼淚汪汪地向著天，雨淋在他的臉上，看來日軍是到死都不打算讓他出一聲了。
麥師傅像耶穌，他長得一點不像耶穌。可每個好人死時都像耶穌。麥師傅要死了，可即使他像耶穌一樣被釘著，我們還在奢望他能被送進戰俘營。誰都知道，戰爭快結束了，誰也不該在這時候死去——尤其麥師傅這樣的好人。
死啦死啦：“會操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