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他走過來催促地說：“快走。別的代表團已經走了。我們還要到克拉科去。在那裡你們可以看到我們新建立的鋼鐵工業。我們正在那裡建築一座社會主義的新城。我們波蘭人已經戰勝了法西斯主義。”他說著，臉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你們戰勝了法西斯主義。”我毫不遲疑地回答道。
我跟著他走了。
我們又坐大汽車回到火車站去。在那裡有著成群的波蘭青年捧了鮮花在等待我們。我記起了一個亡友的遺言：“青年是人類的希望。”
懷念胡風
解放初期我和胡風經常見面。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們不是在一個團，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團。九月參加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們從上海同車赴京，在華文學校我們住在相鄰的兩個房間。我總是出去找朋友，他卻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們常在一起開會，卻很少作過長談，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鮮，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說好要和我同行，後來因為修改為《人民文學》寫的一篇文章，給留了下來。記得文章叫《身殘志不殘》，是寫志願軍傷員的報告文學。胡風同幾位作家到東北那所醫院去生活過。我動身前兩天還到他家去問他，是不是決定不去了。我到了那裡，他們在吃晚飯，家裡有客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介紹。我把動身日期告訴他，就告辭走了。我已經吃過飯，提了一大捆書，僱的三輪車還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五個月後我才回國。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面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檔案，報刊上有不少關於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丟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儘快地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最近這段日子由於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帳，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慄，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但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兩年半未去北京，見到許多朋友我很高興，可是我行動不便，只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你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時連自己也講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臉上，我找不到那個過去熟悉的胡風了。他呆呆地坐在那裡，沒有動，也不曾跟女兒講話。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埃我好像眼睜睜地望著幾十年的歲月遠去，沒有辦法拉住它們。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就少一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後來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訊息，我打電報託人代我在他的靈前獻一個花圈，我沒有講別的話，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但賴帳總是不行的。即使還債不清或者遠遠地過了期，我總得讓後人知道我確實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
胡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讀他的夫人梅志寫的《胡風傳》，很感動，也很難過。他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它的全過程並未公佈，我也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沒法知道更多的詳情。他們夫婦到了四川，聽說在“文革”期間胡風又坐了牢，最後給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來。在《文匯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