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巴金自傳
作者：巴金
內容簡介：
巴金，字芾甘，原名李堯棠，現代文學家，翻譯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中國現代文壇的巨匠，曾任中國作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巴金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年在《小說月報》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陽》《新生》《砂丁》《索橋的故事》《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年在《時報》上連載著名的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年獲“國際但丁文學獎”。散文集《隨想錄》（包括《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正文
自傳：文學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極少發表演說，今天破例在這裡講話，只是為了報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講友情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在這個詞裡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無法制止我的激動，我欠了你們一筆友誼的債。我不會忘記“四人幫”對我橫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時候，日本朋友經常詢問我的情況，關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與世隔絕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們在一起度過的愉快日子，從這些回憶中得到安慰。今天我們又在一起歡聚了，我的興奮和歡欣你們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了小說。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裡我接觸了聽差、轎伕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裡，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裡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裡，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裡，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義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裡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梭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裡，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於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聖母院（NotreDamede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