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盼望區蘇來臨，已經成了他的生活中一種新的習慣。不久，區蘇果然來了。她打著雨傘，穿著木屐，穿過橫院子走進來。周炳給她講自己的新發現，她就微笑地、善良地聽著，一面開啟頭髮，在整理她的大松辮子，好像一隻白鶴用嘴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一樣。她一面聽，一面點頭表示贊成。聽完了之後，她只說了一句：“這些事情，你問過你二哥沒有？”周炳說：“那還用問麼？二哥一定是贊成的！他的想法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樣！”區蘇也只是點點頭，沒有再理論，又坐了一會兒就走了。
不久，颱風剛靜下來，周榕就從鄉下回來了。他告訴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麼時候回來，很難說定。他又告訴周炳，黃群家裡有一個時事討論會，要他接手去搞。最後他把跟金端碰頭的地點和時間，也告訴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驚疑不定地接受了這個在他認為是極其崇高的委託，只簡單問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媽媽說一聲麼？”周榕眼圈紅了，想了一會兒，說：“不告訴他們吧。只叫區蘇一個人知道就算了。沒得叫他們多操一份心！”周炳心裡想道：“看樣子，二哥好像是個共產黨員了。”可是又不好問的。隨後他想到自己這回可以結束半年來那沉悶無聊的潛伏的生活，可以和心愛的朋友們嘻笑談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悅之情從心的深處像噴泉一般直往上湧，才把那疑問沖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個新買回來的藤篋子開啟，動手收拾行李。周炳幫著他遞這遞那，一面把自己讀了《共產黨宣言》之後所想的事情，大概對他講了一遍。周榕一邊聽，一邊笑著點頭。後來周炳把寫給陳文婷的信，拿出來給他哥哥看，並且說陳文婷曾經發過誓，是要真心革命的，應該叫她也參加工人們的時事討論會。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細想了一想，就說：“阿炳，只有你這一點，我不能夠贊成。說老實話，陳家這幾姐妹，我很難看出她們之間有什麼區別。至於發誓，那是不能當真的。不，我是說她們的發誓不能當真。你記得麼？李民魁、張子豪、陳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們早幾年以前就發過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麼呢？難不成你當真去質問他？”周炳聽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這些人去比陳文婷，心中大不以為然，但是又不好說什麼，就閉起嘴巴不吭聲。
周榕去了香港之後，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來初地”裡面一條又髒又窄的小巷子參加時事討論會。這裡是公共汽車的賣票員何錦成的住家。他家裡如今只有一個六十好幾歲的老母親，和一個兩歲多的兒子，小名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來也是香港的工人，罷工回來之後，在一間茶室裡當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動的茶居工會派出許多武裝去搗毀酒樓茶室工會，她為了保衛革命的工會，和那些化了裝的偵緝、密探衝突起來，當場中槍身亡，到如今已經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錦成談了談外面白色恐怖的情況，不久，滬、粵班船海員麥榮，普興印刷廠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務工人黃群、章蝦、洪偉都到了，大家就談起來。討論的題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國民黨的逮捕、屠殺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廣州工人怎樣對待這種白色恐怖的問題上面。討論會一下子轉為控訴會。他們計算了一下，僅僅在西來初地這條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當中，從今年四月到現在的半個年頭裡，就叫國民黨胡亂殺死了十七個人。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們都能夠把這些人一個一個地數出來。他們有些是共產黨員，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學生，也有一些只不過跟那些偵緝、密探個人有點過不去，還有一些簡直什麼原因也沒有。這十七個人算起來僅僅包括這附近一帶的遭難者，頂多不過佔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數遠一點，就簡直數不清，更不要說全廣州，全廣東，全中國了。大家越談越激動，越談越憤恨，都認為非來一次狂風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沒有一場像前幾天那樣的颱風，這廣州全城是沒有法子洗得乾淨的。何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動起來，他才稱心。散會的時候，他向大家提議道：
“都別忙走。請你們到我家母的房間裡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著他走進他母親的房間。房間很小，僅僅放下了兩鋪床，和一張小茶几。一鋪床上睡著三個小孩子，一鋪床上睡著四個小子，年紀都在兩歲到五歲之間。茶几上那盞小煤油燈照著他們的臉，使大家剛剛看得見。何老太太在廚房裡洗衣服，房間裡沒有別的人。何錦成給大家介紹道：
“那邊是一對姐、弟和一對兄妹，這裡三個是三家人，我們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還有個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