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即葉名琛上奏英方技窮的第二天，英法聯軍以戰艦２０艘、地面部隊５７００餘人進攻廣州。密集的炮彈如雨點般地落到了兩廣總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葉名琛依舊鎮靜地在署內尋檢檔案，並聲稱：“只此一陣子，過去便無事。” ２９日，英法聯軍攻入城內，廣州城陷。逃難的市民擠滿了街道。葉名琛仍居住在城中，並不避逃。對於部屬各種議和的要求，他仍堅持不許英人入城之定見，只同意給一些銀子。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聯軍搜尋廣州各衙門。葉住在左副都統署之第五院，敵軍第一次來搜，未至第五院，家丁勸其趕緊離開，葉仍不肯。不久敵軍復至，將其捕去，送上英艦。直至此時，他仍保持欽差大臣的威儀，準備與英、法專使進行面對面的談判！此後，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蘇武”自居，三個月後客死於加爾各答威廉炮臺。葉名琛的所作所為，被時人譏諷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
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葉名琛被捕後的第三天，以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為首的廣東全體高階官員聯銜上奏，報告廣州城失陷的訊息。二十天後，１月２７日，這份奏摺送到了御前。十天前剛剛看過葉名琛大報平安的咸豐帝，聞廣州又來奏摺，以為有了上好訊息，哪知竟會出此等事情，頭腦一下子轉不過彎子，用硃筆在該折尾寫了幾個大字： 覽奏實深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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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來了（7）
咸豐帝得知懷慶未失守，寫“喜報紅旌”四字，命做成匾額。今故宮博物院軍機處堂內依舊掛著咸豐帝所書“喜報紅旌”匾。
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1）
（）
儘管第二次鴉片戰爭最初階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歸罪於葉名琛，咸豐帝至多不過落下個“用人不當”的罪名，這也是儒家史學為君主辯護的常用套路；但是，從此之後，咸豐帝被迫走向前臺，親自主事，一切責任都應由他來負了。咸豐帝久讀孔孟聖賢之書，熟於性理名教之義，唯獨對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俄羅斯當時都不是生詞，可“天朝”大皇帝不屑於過問“夷”人之事，對當時的國際社會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更是聞所未聞。因此，咸豐帝一接手對外事務，舉措之可笑一點都不亞於葉名琛。廣州城失陷後，咸豐帝將葉名琛革職，以前四川總督黃宗漢繼任，黃未到任前，由廣東巡撫柏貴署理。他發給柏貴的第一道訓令竟是：英國等國所恨者為葉名琛，現在葉名琛已經革職，柏貴與英人“尚無宿怨”，正可以出面“以情理開導”。如果英國退還廣州，請求通商，“可相機籌辦，以示羈縻”；如果英國仍肆猖獗，“惟有調集兵勇與之戰鬥”。�
從近代國際觀念來看，咸豐帝的對策完全荒謬，但在中國的傳統中卻並非沒有來歷。本來朝廷對於各地的反叛和邊患，不外乎“剿”、“撫”兩手。“剿”即武力鎮壓，不必多說了，而“撫”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辦官員當作替罪羊加以懲辦，再作一些讓步，以能恢復常態。由此觀之，咸豐帝的諭旨是“剿”、“撫”兩手並用。他將前來侵華的英軍當作傳統的邊患，將中國的傳統治術運用到對外關係上了。可是，現實恰恰相反。就“開導”而言，咸豐帝似乎忘記了1854年英方修約要求18項，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動“夷”人之心？就“戰鬥”而言，葉名琛歷來對外強硬，又何嘗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國陷於內戰的困境中，又何來可戰之兵可籌之餉？葉名琛“以靜制動”的方略，不正是苦於無兵無餉嗎？咸豐帝的這道諭旨，今人一看便知無法實行。不過，廣州局勢又有變化，柏貴即便想遵皇命，也已無可能。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急於恢復秩序，以防民眾小股騷擾，襲擊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聯軍羈留於觀音山的柏貴，在刺刀的簇擁下回到巡撫衙門“復職”，與所謂的“英法總局”共同治理廣州。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權。柏貴儘管名為“巡撫”，卻已無行動自由，別人也無法探視。廣州政治實由“英法總局”的英方委員、英駐廣州領事巴夏禮一人操縱。可以肯定，柏貴收到了咸豐帝的諭旨，只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與咸豐帝設想的英國請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聯軍自行宣佈解除封鎖，恢復了中斷一年多的對外貿易。由於湖南巡撫駱秉璋等人的奏摺，咸豐帝得知柏貴已被“脅制”。於是，他命令駱秉璋派專差去廣東，將一密詔送交給廣東在籍侍郎羅惇衍等人，要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