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戰場上大批日軍被抽調走，抽調兵力，有兩種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隊被調走，像41師團，被調到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的臘包爾；一是原建制未變，但有經驗的老兵被抽走。缺額由新兵——都是些原來不符合徵兵條件的人，也沒有戰爭經驗。所以，在中國的日本兵的氣勢、體格、戰鬥經驗都不行了，比起抗戰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軍士兵在各方面都強一些，往後越來越不行，這個道理不難明白，但似乎還抽象了一點，我們也應該具體地看一看，端著三八大蓋在冀中“拉大網”的日本兵，扛著歪把機槍在據點練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軍士兵的回憶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農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即來到中國，在北平南苑機場當維修兵。其間隨部隊到過華北不少地方。
時過境遷，半個世紀後，市川幸雄已成為一名熱衷於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回憶起年輕的時候踏上了侵略中國的道路，他深感懺悔，並感嘆當時日本人所受的愚民教育。他說：“戰爭時期的日本年輕一代，出生於貧困的年代，他們是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時，還不知道什麼是個人自由的一代人。”
市川幸雄說，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都是當兵光榮，大和民族優秀，大日本國強大。等等。他寫道：“那時候，政府給我們灌輸的是‘大日本帝國是與美、英兩國並駕齊驅的世界三大強國之一，是頭等國家’這樣的思想。”“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充滿了‘日本是神的國家，每個人都是神的子孫’的說教，政府告訴我們，為了使日本富裕起來，只能佔有別國的資源，統治別的民族，在此基礎上，謀求共存共榮，除此沒有別的辦法。政府還把實現這種統治的戰爭叫作‘聖戰’。對此，我們是毫無戒心地接受了，教育的力量實在是可怕。”為了“聖戰”而參軍，當然是無上榮耀的。1937年志願加入日本軍隊的水野靖夫回憶說：“本村曾有一個當兵出征的人，在盧溝橋事變中戰死了。他的家屬究竟如何承受了這一哀傷事件，固然無從知曉，但在村裡卻成了一個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從明治時代（由1868年）以來，第一個榮獲金到鳥勳章的人。在村邊，特地為他樹立了一個極其壯觀的墓碑，全村還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沒有比為國盡忠這件事更光榮的了。”
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不難理解，日本的青年人都願意“為國獻身”。水野靖夫說，“這在當時的青年人來說是很自然的。一朝國家需要，‘為天皇陛下盡忠’，這比每天的三頓飯還要自然。”
當年，日本青年不瞭解外面的世界，只有接受官方的愚民教育：大和民族是優秀的民族，日本帝國是世界強國，參加“聖戰”無上光榮。
參軍光榮，日本是世界強國，這是日本青年從小受官方教育逐漸形成的兩個夢想。等到他們真的走上人生道路，這些夢想一個個都破滅了。
先說參軍，也就是入伍離開家鄉那一會兒光榮，等到了軍隊，才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水野靖夫回憶說：“作為新兵的惟一享受，也只不過是到酒保（軍營中的小賣部——譯者）買點餅乾或饅頭藏到廁所裡去打牙祭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隊內的內務班吃，就會受到老兵的厭惡和嘲笑。”滿懷理想到了軍隊，卻只能跑到廁所去發洩，給家人的信件中，還只能報告自己是多麼幸福——因為軍隊裡有嚴格的郵檢制度。
日本軍隊是怎樣的一所“學校”呢？這所“學校”是崇尚暴力的。打耳光，舉槍站立等體罰是家常便飯。士兵受到暴力的對待，不敢反抗，只得把怒氣發洩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老兵打罵新兵，新兵則打罵百姓——中國的百姓。文明的舉止和豐富的知識，在日本軍隊中是吃不開的。市川幸雄說，“在日本軍隊中有一種明顯的傾向性，那就是故意刁難知識分子和學歷高計程車兵。”“好像越是無教育，就越能勝任其職，”“渾身總是汗味和馬糞味”的人，“大口大口地喝酒，摟著慰安婦消愁解悶”的人，“殺人放火都不在乎的充滿殺氣的人”才會贏得榮譽和尊重，才有可能出人頭地。
這所“學校”是鼓勵犯罪的。要作戰，首先就要學會玩弄女人。水野靖夫回憶說，“為了滿足性的慾望，不，為了培養一個像樣的殺人部隊，使之玩弄一下敵國的女人，那簡直算不了什麼。”他說，他在1939年從日本芝浦乘船來到中國青島，“等待我們的並不是敵國的軍隊。上級號召士兵們首先要去‘養精蓄銳’”。
“‘沒有沒和女人接觸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