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點東西吃。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農。因為只有這樣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讀點書。所以那時的村文建會主任多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在鄉知識分子。我們進了他家的大門，正好看見那位主任從二門裡出來，我們說明來意後，這位過去見了面總是很熱情的老熟人出乎我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兩句就進去了。我們等了一會兒不見他出來，估計是從這個深宅大院的後門或旁門溜走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環境變了，人也跟著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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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11日至15日，“拉大網”（3）
我們又往前走，到了周家莊，張洪的姐姐家在這村。家裡沒人，我們掀開夾道里的鍋，鍋裡有剩高粱麵餅子。正吃著，張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來了，原來她父親被敵人打死了。她要張洪和她一起料理後事。張洪有些猶豫。因為我們估計，敵人從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網，把絕大部分人拉走了，回來時還會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我們今天必須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過敵人。張洪要跟我一起去，但出村不遠，畢竟出於父子之情，又回去了。
傍晚，我走到馬鋪村西，想從這裡過河。河水很淺，挽一挽褲腿就可過去。但敵人已經把河封鎖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點起一堆火，並有騎兵來回巡邏。我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樹下，觀察了一會兒，摸清了敵人騎兵來回巡邏一趟所需要的時間，看準一個空子，就很快趟過河去了。一到北岸，遇見一個穿破衣服的老頭，一看就是個老貧農。他看出我是個革命工作人員，立即十分關切地對我說：“唉呀！同志啊，你這會子過河多危險呀，敵人的馬隊剛過去。”我說：“我看見了，正是趁這個空子過來的。”那位老貧農急忙把我領進一個小交通溝，讓我在五千村邊上往北走。越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天也黑了下來，才算比較安全了。
杜敬他們，畢竟是本地人，又是男人，地方熟，有主見，拼死拼活，總算闖了出來。如果是外鄉人，又是女性，恐怕就更難了，當年在冀中軍區火線劇社工作的劉燕瑾女士，在赴外地拍電視劇前夕，抽時間接受了採訪。
以下據採訪劉燕瑾記錄。
劉：在“五一”大“掃蕩”時，我們火線劇社都分成若干小組，分頭行動。我是跟指導員解傑在一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著已經跳出敵人的合擊圈了，進村找飯吃。沒想到正鑽到敵人包圍圈裡來了。跟著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見日本騎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圍在裡頭了。
問：有多大一個圈子？劉：不大，也就兩個籃球場那麼大吧，幾百人。這時候敵人的騎兵一邊跑著壓縮包圍圈，一邊叫喊著。步兵也上來了。日本兵端著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就過來了。
一邊走一邊喊：“八路的，八路的？”老百姓都擠成一團了，最後只好都蹲下。不敢抬頭，也不敢睜眼看。聽著不遠處有個人慘叫一聲，知道是敵人拿刺刀挑了一個。我和丁冬沒在一起，可也離的不遠，互相看得見。
趕緊就著點露水，拍點地上的浮土，弄在臉上。可手裡空空的，不像個逃難的老百姓。正著急，“啪”
的一下，一個軟綿綿的東西扔過來，嚇了我一跳，睜眼一看，是個舊包袱。是邊上一個很瘦小，還有點喘病的大娘扔給我的。大娘小聲說：“閨女，快拿著，”我趕快兩手抱著。回頭一瞧，覺得丁冬比我更不像老百姓，就又扔給她了。這會子聽見日本兵大馬靴踩著就過來了，趕緊低下頭。日本兵端著刺刀先走到丁冬那兒，丁冬把頭低下來，雙手緊緊抱著包袱。日本兵一刺刀把包袱挑到地上，一看都是些破衣服，破布頭，只看了一眼，就朝我走過來，猛然吼了一句：“什麼的幹活？”我趕快回答：“老百姓，老百姓。”那日本兵又問了一句：“哪個村的有？”
我想回答就是附近那個村的，可又不知道村名，這不急死人嗎？虧得我旁邊那位大娘搶著回答：“就是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說著把我往她身後拉。日本兵瞧了瞧我，反正我一半是真的，一半裝的，那麼半真半假吧，做出直哆嗦害怕的樣子。日本兵就端著刺刀往前去搜尋別人去了。聽得見遠近日本兵一個個挨著用半拉子中國話問：“什麼的幹活？”“八路的？”
問：這要是漢奸就壞了，你們都是外鄉人，一張口就能聽出來不是本地人。
劉：不用張口也能瞧出來。別看都換了便衣，可許多地方還是和老百姓不一樣。虧得那天都是日本兵。就這麼著，還抓走一個男的——不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