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方向是什麼村莊都鬧不清楚，只好看哪裡有老鄉，就湊到哪裡去打聽。可是，老鄉們見我是個陌生人，口音不對，立刻就向我投來一種不信任的眼光，怯生生地溜走了。他們吃夠了化裝漢奸的苦頭，懷疑我也是個化裝的漢奸。這在“五一”大“掃蕩”後的殘酷歲月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大樹劉莊南邊遠離村莊的莊稼地裡，我像個失群的孤雁，由這個井臺走到那個井臺，由高粱地鑽進玉米地，再由玉米地鑽進高粱地。轉來轉去，觀察村裡敵人的動靜。從頭天下午出發，走了一夜，眼看快到中午了，還沒喝一口水，沒吃一碗飯，肚裡叫，口內渴，太陽曬，又不知道同志們在哪裡。急得我真像熱鍋上的螞蟻。
下午一點多。在一個有三四棵樹的井臺上，我和王濤同志相遇，親人相遇，高興極了，我們互相交換了各自知道的情況，估摸了大馬莊的方向以及大概距離。
村裡的槍聲停止，煙火雖已熄滅，老鄉們還是不敢回家。這裡因為有高粱秸子和千里堤上的柳樹林擋著，看不清楚村子裡的情況，敵人是不是撤走了也搞不清楚。我和王濤同志合計了一下，決定繞道去大馬莊。
下午三點多鐘，我倆正在蘆葦叢中，沿著蜿蜒的小道向前鑽行時，大樹劉莊周圍又響起了密集的槍聲，由於離我們較遠，我們沒有理它，繼續向大馬莊奔去，本來是一個小時就能到達的路程，由於繞道太遠，在葦塘裡鑽來鑽去，太陽快落的時候，才到大馬莊。一到大馬莊就像到了家，立刻受到分割槽負責同志的接待和安慰。在親人面前，我們猶如還鄉的遊子，含著溫暖幸福的淚水，使勁地握著首長和同志們的雙手，喉嚨裡梗著一塊東西，說不出一句話來。
不幸被捕的管林同志回憶說：在這突然的襲擊下，我們的隊伍亂了。敵人很快出現在堤壩上，並把我們的退路切斷了。一邊是望不到頭的湖水，一邊是步步逼近的敵人，我們的隊伍進退兩難。敵人繼續向堤壩推進，我們已無路可走，怎麼辦呢？只得撲通，撲通的跳進水裡，向澱中游走，越走水越深，很快就沒到胸口了。因為我不會游水，一沉入水中就感到迷迷糊糊，失去記憶了。突然感到有人用手把我託了起來，一看原來是火線劇社的音樂教員張刃先同志。他用手託著我，把我送到一塊四面環水，不到幾百平米的園子地背坡上。與此同時我發現黃楓（火線劇社的男演員）託著張子舫也來到這塊園子地的背坡隱蔽。我們四個人上身伏在斜坡上，下半身泡在水裡。密切注視著對面敵情。這時聽到敵人正在堤壩上喊叫，他們要下澱搜尋，堤壩離我們也不過百十米遠。我想：完了。今天很可能遭到不幸。要是自己會游水不就可以脫離險境嗎！我惱恨自己偏偏生在一個大家族的封建家庭裡，不要說游泳，在家連看別人游泳也會受到干涉。現在怎麼辦呢？看到張刃先、黃楓同志為了我和張子舫冒著生命危險在陪伴著我們，我實在不忍心，本來他們是完全可以遊走的。我向張、黃說：“你們潛水逃走吧，不要為我和老張（子舫）做無謂的犧牲！”
張刃先聽後操著廣東口音說：“活，活在一塊；洗（死）洗（死）在一塊！”聽了他的話，我被感動的流下了眼淚。只有在革命戰爭年代，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裡，才可能有這種勝過親兄弟的階級友愛。正在這時，忽聽一聲槍響，見一個人從對面園地沿上跌落下來，我們看得很清楚，那是新世紀劇社的羅品同志。他倒下了，鮮血染紅了白洋淀水。我們心中都感到失去戰友的悲痛！我很想讓張刃先，黃楓他們離開我們潛水遊走，他們不肯。我想只有我和張子舫能給他們創造逃走的條件，他們才會走。於是我便慢慢地向園地面上爬去。可恨的園地上的玉米只長了二尺多高，長得又是那樣的稀疏，掩蔽不了我們。我看敵人還未到這塊園地上來，正想叫張子舫過來，只聽到張子舫悄聲地叫我“老管，老管”，我隨即答腔：“老張，你過來吧！”於是張子舫和我爬到一塊。這時堤壩上的敵人喊鬧聲和老百姓哭叫聲混在一片。我想：我們逃脫是不可能了，我按照反“掃蕩”動員時上級佈置的精神：“要注意儲存實力，不做無謂的犧牲。萬一被敵人包圍，要借群眾掩護，隨時準備口供靈活機動地應付敵人。”想到這兒，我就和張子舫商量如何準備口供。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3）
我們剛把口供準備好，就發現面前兩個日本鬼子，端著槍向我們走來。到了跟前，他們站住問道：“你們的，婦救會的幹活？”我們回答說：“不是婦救會，我們是老百姓。”之後鬼子便把我們倆用船運上堤岸。臨下船時，我突然發現我衣袋裡有半支鉛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