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多得不勝列舉，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汙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溼度和酸鹼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汙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汙額亦不大。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汙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乾隆三十四年，一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