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人士陳君實先生的字與畫，充分反映了來自中國民間的一種意願。這種意願是善良的、友好的。我想，聲援東史郎，正是中國人民這種心聲的有力體現。
但是，人們善良美好的願望和聲援東史郎的種種努力，對東史郎訴訟案來說，會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人們等待的，將是日本最高法院一個什麼樣的終審判決結果？
第七章 在日本邂逅東史郎（1）
春意漸濃，但冰雪仍末消融。
1999年12月5日至17日，我和南京市委宣傳部塗寅生處長一起，陪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張秀英老人，應邀訪問日本。
在東京和京都，兩次與東史郎先生重逢。又在大阪、東京、岡山、名古屋、神戶、名古屋、廣島等地，數次與日本支援東史郎案審判實行委員會秘書長山內小夜子，以及東史郎案律師中北龍太郎、丹羽佳雄、空野佳弘等人謀面。在與他們多次的交談中，對東史郎的近況以及東史郎日記案二審的進展有了新的瞭解。
“我叫張秀英，今年87歲了。這回我到日本來，就是要控告62年前，日本侵略軍強姦我的罪行……。”
在日本各地的和平###上，張老太太總是這樣開啟自己記憶的閘門，向許許多多素不相識的日本人，控訴了當年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性暴行。
談起心酸的往事，張大娘止不住老淚縱橫。她說：“那是1937年12月初的事。
當時的南京人為了躲日本鬼子紛紛向北逃，而我們一家卻從山東曹縣向南走，先逃難到南京江北郊縣的農村，在那裡碰到了‘鬼子兵’。
‘鬼子兵’把20多個年青的‘小媳婦’和大姑娘帶到一個空場上，威逼著我們脫去衣服，圍著場子轉圈子跑。當時的天氣非常冷，我們冷得直打哆嗦，‘鬼子兵’拍著巴掌開心地縱聲大笑。
後來，有一個日本兵要我跟他走，我不肯。我怎能丟下孩子跟他走呢？和我一起的老大媽勸我說：‘我幫你看著孩子，你還是跟他去吧。他們有槍，你不同意會打死你的。’
‘鬼子兵’將我帶到一間破房子裡，扒光我的衣服強姦我。回來後，我羞辱地一個勁地哭著。
正在這時，日本人燒房子了。我抱著3歲的兒子，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人燒燬了我住的房子，女兒被燒死在裡面，衣服也被燒光了。
我又哭又蹦又跳，但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啊！
我抱著兒子開始逃難，過了幾天，又被日本兵逮著了。他把我帶到一個破廟裡，要強姦我。由於語言不通，他強行扒下我的褲子後，發現我身上‘月經’來了，非常惱火，罵我良心大大的壞了，狠狠抽了我一個耳光，還用皮鞋往我身上亂踢，並從腰間掏出一把短刀，往我胸口刺來。我本能地用手一擋，左手食指被刀削開長長地一條大口子，白花花地骨頭露了出來，痛得我蹲在地上大哭大叫，日本兵這才放過我。
兩位不同國籍、不同的歷史證人，卻為相同的一段歷史作證。
這是否有點巧合？事先我們並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安排。
記得當時天下著大雪，我們躲在山上雪地裡，由於又驚又凍的緣故，我得了一場大病，幾個月發燒發寒，後來，用民間偏方治療，病是好了，但留下肩風溼病的頑疾，以至於終生雙手不能高舉過肩，我的手指到現在也不能彎曲，留下明顯的傷疤。”
張大娘的血淚控訴，打動了在場的許許多多的日本人。而和她同臺為歷史作證的東史郎，正是一位當年的加害者。
12月13日，是個特殊的日子。
62年前，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攻陷古城南京，旋即展開了大屠殺。當時從南京中山門侵入南京城的原侵華日軍士兵東史郎，便是這段歷史的加害見證人之一。62年後，在位於東京千代田區永田町社會文化會館內，聲援東史郎訴訟案國際市民###將在這裡舉行。應邀參加這次###的有東京、大阪國際市民###的中、美、日、韓、新加坡、菲律賓、加拿大等國學者，以及日本支援東史郎審判實行委員會的成員等。
中午12時，當我們來到與日本最高法院毗鄰的會館門前時，東史郎先生在山內小夜子秘書長、中北龍太郎和丹羽佳雄律師等陪同下，正在迎候著我們的到來。滿頭白髮飄逸的東史郎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仍精神矍鑠，說話聲音響似宏鍾。
當我們乘電梯到三樓時，只見會場內已經擠滿了人。會場上的正前方掛上會標——“東史郎南京裁判支援署名最高裁提出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