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有個張伯苓（1）
張伯苓如何找錢和用人
1946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美國過70大壽，老舍和曹禺合寫獻詞：“知道有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這不吹，也不是謗，真的，天下誰人不知，南開有個張伯苓！”
張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有著傳奇的人生——他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當過清朝海軍，參加過壯麗的甲午海戰；他當過私塾教師，他又是美國著名大學的名譽博士；他在天津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和南開女中，又在天府之國的重慶創辦新的南開中學；他是西南聯合大學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又是中國現代體育運動的先驅，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奧運第一人”，被譽為“中國的顧拜旦”；周恩來是他的學生，張學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與蔣介石、汪精衛多有過從。
“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受到甲午戰敗的刺激，張伯苓開始教育救國的歷程。1898年11月，張伯苓懷著上述信念，棄武從文，回到天津，執教嚴修（字範孫，被稱為“南開校父”）家館。張伯苓在嚴館肩負英語、數學、理化等課程的教學，同時增加操身（即體育）課程。1907年，學堂遷入新址，更名為“私立南開中學堂”。1919年，私立南開大學終成立。張伯苓的人生與“南開”牽繫在了一起。
從鹽鹼灘建起聞名全國的一所大學，靠張伯苓到處託缽化緣，一磚一瓦掙來。在抗戰前30餘年發展中，張伯苓為南開系列學校募集數百萬資金，僅南開大學資產就增長到近三百萬銀元。張伯苓辦私立大學，懂得變通，可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如果沒有他的變通，也就不會有今日的南開。他有一句名言：“用軍閥的銀子辦教育，就如同拿大糞澆出鮮嫩的白菜是一個理兒。”頗有英雄不問出處之意。
張伯苓說過，大學校長，第一條找錢，第二條找人。找錢，他找出了藝術；找人，他也找到最合適的人，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
南開聚集了一批教授，包括後來任職西南聯大的化學系系主任楊石先、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商學系主任丁佶、化工系主任陳克忠、中國近代數學的開創者姜立夫等等。
耶魯大學博士、南開商學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對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薪聘請，且工作和職責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憶錄》中寫道，“張校長站起身來，極其熱情而真誠地說，我應當留在南開，因為南開比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更需要我。他答應對陶教授說明我的情況，並且提出從大學預算中撥一部分款項供我下一學年研究之用。他還建議減少我的授課時間。我深受感動，當即決定留在南開。我向他建議在南開成立一個研究機構，他同意了。”——這就是後來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開經濟研究所。
南開有個張伯苓（2）
南開教授的月薪沒有清華的高，但張伯苓能聘請到一大批著名的學者，知人善任，由此可見一斑。
張伯苓始終堅持愛國主義辦學思想和實踐，強調“德育為萬事之本”，德、智、體、美四育並進，手訂“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校訓，教育學生“盡心為公，努力增能”，培養愛國為公、服務社會的人才；反對照搬歐美教育制度，主張西方先進教育思想結合中國實際，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模式做出重要的貢獻。
北大教授陳平原認為，張伯苓發展出一種迥異於北大、清華的“實業興學”路線。南開之“私立”，不只體現在經濟上的自籌資金，更落實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與“自立”。
不過，張伯苓的“實業興學”路線曾面臨非議。《何廉回憶錄》寫道：“他不欣賞自由教育，事實上在南開大學的課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來，他的定向是鼓勵職業的、實際的和技術性的學習。”
晚年的張伯苓逐漸認識到人文精神養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聯大歲月，也給了南開更開闊的視野。1946年後，南開增設中國文學系。
參加牯嶺茶話會
1937年7月初，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著名學者胡適、陳岱孫接到通知，去廬山牯嶺參加茶話會。被邀請與會的，除軍人外還有政界、學界、實業界及新聞界人士。蔣介石宣佈對日全面抗戰。蔣介石表示，中國只有抗戰，更只有抗戰到底。張伯苓一言不發，靜聽各人講話，到了最後，才說一句：這件事，還是要聽委員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