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關係不錯的吳宓沒有這麼偏激，從金介甫的《沈從文傳》和《吳宓日記》中，可以得知，吳宓和沈從文在昆明結下友情，兩人頗談得來。
當沈從文晉職時，這個聞名遐邇的小說家被許多人貶為學術上的無名之徒，吳宓卻挺身而出，為他辯護：“以不懂西方語言之沈氏，其白話文竟能具西方情調，實屬難能。”別忘了吳宓在白話文興起的運動中，是竭力反對者，為此，他和梅光迪組織《學衡》，與《新青年》抗衡。吳宓能為以白話文寫小說的沈從文說這麼一番話，真是難得。
沈從文如何教書
沈從文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他上課“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譁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他不善於講課，而善於談天。汪曾祺對此印象非常深刻。在他記憶裡，沈從文教聯大學生寫作，非常敬業，這源自一顆誠摯地愛學生的心靈。
每次上課，沈從文總是夾著一大摞書走進教室，學生們從他手中接過仔細批改後的習作和特意為他們找的書，他們的心中就只能充滿了感動。為讓學生省點事，沈先生總是不怕自己多費神，多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讓學生自己去找，作為老師，指明方向也就算盡職了。沈先生不，他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成了，捲成卷，上課時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是夾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學生們接過沈先生費心找來、精心抄寫的資料，內心感動之餘，又平添了幾分震動。
沈從文不善辭令，他的課，學生多因其濃重的湘西口音聽不懂，興趣漸無。倒也有個補救法，就是任由學生去寫，愛寫什麼就寫什麼。然後，他逐一認真閱讀同學們的作文，並在後面附上大段的讀後感。很多讀後感，甚至比學生的原作還要長。
日寇轟炸昆明時，沈從文全家疏散到呈貢桃園新村，每星期上課，進城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的一間屋子。訪客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從文收藏的寶貝，談天。進進出出向他請教的學生非常多，有的學生向他借書，他總是慷慨應允。據汪曾祺的記憶，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裡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從文的筆名）。誰借了什麼書，什麼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覆校，有些同學的行裝裡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還發現，沈先生的書多而雜，除了一般的四部之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幷蓄，五花八門。
沈從文提攜培養了不少作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沈從文在教學中，發現學生好的文章，就推薦給報刊發表。據他當年的學生回憶：“沈從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執地走著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願意學習寫作，無時無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當時在國內發表的文章，十之###，都經過沈先生潤色，全篇發回來重寫也是常有的事情。”［1］［1］林蒲《沈從文先生散記》
1944年，沈從文致信還在美國的胡適，報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況，還寫到在昆明的文學界、教育界朋友的近況，以及他們的創作成果。在信中，可以看出沈從文對國內腐敗政治的不滿和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向望。
信中寫到沈從文的小說英文譯本，即將在英美出版：“最近聯大一個英籍教授白英先生，與同學金堤先生，同譯了我二十個短篇作英文，內中計有《習作選》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個《邊城》，預備在英美分別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沈從文“希望先生能高興為寫個短短英文序言放在書上”。當時聯大和美國的各大學，有學術交流，沈從文的好友楊振聲已經到美國講《中國美術史》，這也激起沈從文到美國看看的想法：“我希望因此有機會到美國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費，或在需要教‘現代中國文學’的什麼學校，擔任這個部門的課。”
沈從文去美國講學的這個想法在當時沒有實現，聯大和美國各大學的學術交流，金嶽霖、羅常培、馮友蘭等聯大學者都應邀去了美國，當時的名單還輪不到沈從文。他的這個願望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實現，這時沈從文已經不是小說家的身份了，而是不折不扣的研究中國文物的學者，《中國古代服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