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0。50元，就是說一個有10年農村勞動工齡的知青每個月可多得5。00元人民幣＇ 與X。 Z。 的訪談記錄，1986年6月20日。＇。
這項措施即便不能根本上改善有關知青的生活，但是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性。從經濟角度看，那是一筆不可小看的數，因為牽涉到150萬人。在那個時候，從全國來講還有5％的知青沒有返回原居城市，為數80萬左右＇ 與馮蘭瑞的訪談記錄，1985年8月24日。＇。後來，他們之中一大部分想回城的也逐漸成功地離開了農村，也有一些沒能走成的。極少數的知青融入了接待地區，並不準備離開返城。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政策的演變反映出政府內部兩個主要派別的不同觀念。像劉少奇和周恩來這些務實派的大管家們，他們的觀點是建構在下鄉運動能帶來的真正或假設的經濟效益基礎上；而那些由最高統帥毛控制的革命空想主義者們則強調政治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功用。然而，雖然兩派之間時起衝突，但在捍衛下鄉運動的政策上倒是一致的。從來沒有任何一派表示過反對。直至1970年代末期仍是如此。那些剛剛打敗了新毛派分子的實用主義者是舉雙手贊成以溫和的方式繼續推行下鄉運動的，得等到經濟以及人口條件成熟，才可中止。然而，運動是在就業問題非常嚴重的時期突然中斷的。這說明下鄉運動的命運並不僅僅由政府內部的兩大派的意志來決定，社會上在這方面的反應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為了瞭解這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重要的是研究千百萬涉及在內的年青人如何在運動中沉浮，以及由該運動激起的抵制抗爭的形式與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