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2 / 4)

品糧和工業原料為數很少,遠遠不能適應人口增長與工業發展的需要。

…必須使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在城市郊區及農村建立起一批小城鎮。辦得最好的知青場隊已經在消除城鄉差別、朝向共產主義這條路上邁出了一步。

…由於1950…1960年間出生人口增長速度過高,因此沒有能力在城市解決全部青年的就業問題。如果盲目地把青年人都招來吃大鍋飯,那就會影響國家財政,大大降低勞動生產率,加重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然後作者就指出應該以哪種形式來安置知青。反正,不再搞當年那種主要是為了知青接受“再教育”才應運而生的分散插隊。今天,知青應該自己組織成由安置他們的企業或組織(父母的工作單位)管理的農業基地、工業基地、林業基地等,或者自己組成由市、縣及公社管理但經濟核算獨立的知青農場或知青隊。以“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飯、集中學習在大隊,分散勞動在生產隊)為原則建起的知青點仍然是在農村的重要安置模式,但是,如果條件允許,可以逐步轉化為農場或知青隊。學習的榜樣是湖南湘潭的紅旗農場。文章最後號召社會各界參與動員工作,特別號召知識青年“把自己寶貴的青春,獻給祖國的明天”' 《紅旗》1979年8月號,頁58…62。'。

“理論基礎”建立好了,“領導小組”在8月17日召開了一次全國會議。33名全國知青模範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會上國家勞動局局長、領導小組副組長康永和講話:“過去,青年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重點,但在經濟調整的現階段,重點就得放在如何能最好地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的青年就業統籌計劃上。”他宣佈政府將會嘗試在城鎮給大約700萬青年提供工作職位,而在大學報名結束後,將會有80萬知青下鄉' 新華社訊,1979年8月17日,刊於FBIS,1979年8月21日。'。大會到8月29日才閉幕。報刊高度讚揚應邀出席的33名知青模範(到8月25日又多增加了一位女模範)的感人事蹟與他們的宏偉決心。26日,華國鋒、李先念、王震、餘秋裡、胡耀邦與王任重接見了他們。每位領導都講了話,再次肯定下鄉運動的豐功偉績。從那時一直到年底,各省市召開了大大小小各種會議,一般都會邀請知青先進分子,傳達該次全國大會的精神,促進下鄉動員工作的展開。

此外,在9月20日與10月12日之間,國務院“領導小組”又組織了兩次經驗交流會,一次在遼寧省本溪,另一次在湖南省湘潭' 《人民日報》1979年10月27日第2版。'。目的就是要解開一些幹部的難題,根據上引的《紅旗》文章的說法,他們“覺得安置知青引發難以解決的問題”。而這兩個城市得到如此的榮耀,並不是因為又出了個新型模範人物,而是作為執行1978年12月全國會議路線的成功典範。本溪市在自己管轄的區域範圍內建立了170多個知青農場和知青隊。而湘潭市的負責人則已經成功地把一些農場改建工農商聯合企業。

為應付各種社會抵制而採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戰略措施(1)

1978年的大會閉幕後,僅僅過了8個月,就又需要召開另一次全國會議了,而該次會議後一個月,又開了兩次在模範地區的小型會議,這都說明了在執行既定方針上遭遇困難,不斷強調要“統一思想”也顯示出阻力重重。為了與這種普遍存在於青年、他們的家長及地方幹部中的勉強敷衍態度進行鬥爭,搬出了各樣法寶。面對那些驚人的暴力行為,政府當局先是表現出相對的忍讓,希望透過說服來解決問題。因而,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上海遊行之後,《解放日報》認為知青“用不同形式透過多種渠道”提出的建議及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又說問題只能“有計劃地一步步”得到解決' 《解放日報》1978年12月16日。'。市政府的多位負責人表面上不做任何讓步,但也不擺出威脅的樣子' 上海電臺廣播,1979年2月17日,刊於FBIS,1979年2月26日。'。在此同時,上海婦聯多次開會說服家長把子女送到農村去' 上海電臺廣播,1978年12月13日,刊於FBIS,1978年12月21日。'。

軟硬兼施解決問題的方法至少表面上在處理雲南知青罷工(上面已談到過)一事已得到充分的演繹。王震出來講話了,雖然公開發表的時候,由於各種事件而在當地早已失效,但這篇講話仍然在好幾個月裡作為教訓那些知青造反分子的學習材料' 另一例子是南昌遊行事件,見本章注107。'。面對2月5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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