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的大家的腦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覺。
我對於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發條的鐘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有力的律呂。
在籌建新中國的日子裡，郭沫若的這種感慨更深了。
從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個月的時間，這就是政務院各部門從籌建到開始正式工作的時限。歷史的發展和人民的重託，不允許各部門去慢慢地準備；更不允許周恩來有半點鬆懈。
周恩來的“日理萬機”，就是由這一時期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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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張“考卷”（1）
首張“考卷”，經濟命題，新政府迎難而上繪出第一幅建設藍圖
新中國成立後，占人類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民迎來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人們正在為這種變化歡欣鼓舞的時候，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尤其是政府總理面前的，卻是一箇舊中國留下來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
就在人民解放軍進城後不久，一些資本家和投機商曾公開宣稱：共產黨搞軍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經濟則只能打一個0分。
有人懷疑，有人幸災樂禍，還有人在蓄意破壞，……嚴峻的考驗，擺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早有思想準備。在那場進入北平之前的對話中，毛澤東就曾把籌建新中國比作“進京趕考”，希望“考個好成績”。周恩來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
考什麼？在大規模的戰爭已經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驗，恐怕是來自經濟方面的。共產黨除了以前在根據地和解放區搞過一些區域性的經濟建設以外，沒有搞大規模的、全國性的經濟建設的經驗。進城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拿到的第一張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復國民經濟，開展經濟建設的命題。
解決經濟建設的難題，並不比解決軍事和政治難題輕鬆！
周恩來所擔負的總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斷地思索這道題的難度和解題的方法……
剛剛建國，各種各樣的會議請周恩來去講話，他都講工作重心的轉移。工作重心不轉移，剛剛奪過來的政權遲早會守不住。到了1949年年底，在北京同時召開了幾個關乎國計民生的會議：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會議代表們集中起來，請周恩來講點對今後建設的指導性意見。參加會議的人們從總理的講話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導新中國建設的原則、思想：
“以農業為基礎——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視鄉村這個廣大的農業基礎。
工業領導農業——農業必須在工業的領導下才能發展。”
有人說，這就是“以工業為基礎，以農業為指導”的提法的雛形。
指導思想有了，還得真抓實幹。周恩來接著講：
“不抓生產是不行的。毛澤東同志說，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現在不抓生產靠什麼來支援戰爭和鞏固勝利？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
周恩來還鄭重地告誡大家：要正確處理好新中國面臨的六種主要經濟關係——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上下關係。
然而，經濟領域的爭奪戰，並不比軍事領域輕鬆。光有思想理論的指導是不夠的。建國初期的經濟鬥爭極為尖銳。
就在新中國成立慶典的10月份內，全國的物價繼1月、4月、7月三次大幅度上漲之後，又一次猛烈上漲，平均達到百分之四十四點九。這次上漲，是以紗布價格的上漲為龍頭的。上漲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資本家猖狂地進行投機倒把活動，企圖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擠垮。
在上海，一些資本家和投機商，為了向世人證明“共產黨搞經濟只能打一個零分”，他們囤積居奇，大肆進行金融投機活動。上海的投機倒把活動向全國延伸，導致了全國性的金元風潮和物價風波。從經濟領域延伸開來的鬥爭，可謂驚心動魄。
為解決物價問題，周恩來找來陳雲。平穩物價，陳雲是行家。根據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