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諾夫斯基的惡性事件從莫斯科報道，內稱：這裡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
西方記者雖然善於捕風捉影，但此等拙劣的報道卻事出有因。氣憤的周恩來對蘇共領導人說：這並不是什麼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中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於這樣胡說八道？蘇方賴賬說：馬利諾夫斯基是胡說並已經道歉，這個問題已經結束。周恩來說：問題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報告中央。勃列日涅夫無話可說，只好回答：“那當然，那當然！”
尋求團結（7）
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給本來就蒙上陰影的中蘇關係設定了極其嚴重的障礙。即將正式開始的中蘇會談，顯然困難重重。
11月9日、11日、12日，周恩來正式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會談。
在9日的第一次會談中，周恩來表明了中國黨政代表團前來參加慶祝十月革命活動並與蘇共領導人進行接觸的良好願望：“我們的接觸總是希望改善中蘇關係，並使之一步一步地前進。”他著重提出：“我們要求瞭解赫魯曉夫被解職的政治原因。”
對赫魯曉夫被解職的詳細原因，勃列日涅夫諱莫如深，故意搪塞，說可以下次再談。他反而提出了一個莫明其妙的問題——建議停止中蘇兩黨之間、其他黨之間以及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公開論戰。其實勃列日涅夫何嘗不清楚，首先挑起公開論戰的不是別人，恰恰是赫魯曉夫。但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首先挑起論戰，對蘇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的不可勝計的攻擊、對中共中央關於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卻一概避不作答。因此周恩來對勃列日涅夫的這一提議未予回答。
為摸清蘇聯新領導與赫魯曉夫究竟有多少差別，周恩來又提出了有關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問題，他希望瞭解我方在與赫魯曉夫存在嚴重分歧的這一關鍵性問題上，同蘇聯新領導有無商量的餘地。
周恩來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節慶祝會上的講話中說，召開兄弟黨的會議成熟了。依我們看來條件並未成熟，還要創造。”
勃列日涅夫卻說：“只有開會才能消除分歧，別無他途。”
中國黨顯然不是籠統地反對開會，關鍵在於開什麼樣的會，什麼時機下開。所以周恩來又問：“你們是否不再提你們過去決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開的那個籌備委員會會議？”
這點勃列日涅夫倒是回答得很乾脆：“不！我們講的就是這個籌備會議。”
周恩來說：“不能把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與12月份將要召開的籌備會議連在一起。採用兄弟黨協商的辦法，找出一個途徑，達到最後的目的，即召開兄弟黨的會議，這是一回事；堅持蘇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開的12月15日的籌備委員會，起草一個兄弟黨會議的檔案，這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下的命令，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黨會議同赫魯曉夫下令召開的那個籌備委員會連在一起，就沒有談判餘地了。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回到赫魯曉夫問題上來了。”
勃列日涅夫詭辯說：“開會是蘇聯黨的決議，是建議，不是命令。”
周恩來再次說明：“8月30日我黨給你們的信中已經答覆，你們召開的那個會議是分裂會議，我們主張開團結的會，反對開分裂的會，如果你們一定要開，我們堅決反對，決不參加。這是我們黨的決議。”
勃列日涅夫反過來說：“中國黨對我們的覆信是命令。”
周恩來理論道：“我們的信是我們兩黨來往的信，是建議；而你們則是由一個黨決定，通知其他25個黨來開會，不來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黨不參加也要開，這不符合兄弟黨協商的願望，也不符合1960年宣告中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我們從多方獲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蘇共中央就揹著中國黨向各兄弟黨發出了一封反對中國黨的信，號召對我們党進行‘反擊’，並且要對我們採取‘集體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魯曉夫就下達了開會的通知。顯然，這是個有預謀的反對中國黨的分裂會議，怎麼能指望我們黨參加呢？迄今為止，已有7個黨決定不參加12月15日那個會，如果你們要開，那就是分裂。”
善於求同存異的周恩來從蘇共新領導的態度上明顯地感覺到，要勸阻他們改變召開分裂會議的決定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揚比較坦率地說，在同中共的分歧問題上，他們同赫魯曉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米高揚的話最後證實了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