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比我見過的櫻桃樹更繁茂更絢爛。阿拉伯人有個風俗，即當一個人結婚或過生日時，所有朋友都來祝賀，而且每人都帶來５粒自家種的杏樹種子。這就是此地杏樹繁茂的原因。
又走了１２０英里，我們停在一座帳篷前，享用第二頓早餐，有蛋糕、咖啡和葡萄酒。６位法國軍官在這裡恭候我們，另外還有許多揹著卡賓槍、騎一匹馬牽一匹馬的土著士兵。我選了一匹阿拉伯種馬。它約有１５２英寸高，一千磅重，鞍子同我１９１２年在索繆爾買的那副軍用馬鞍一模一樣。帕夏騎著一匹大黑騾子，紅色的鞍子有點兒像澡盆。等每個人都選好了自己的坐騎，我們往山上騎了約一個小時。跟隨我們上山的除了騎馬的馬伕外，還有相同數量的徒步男僕。他們有的是為騎馬的人扛著獵槍，有的只是跟著湊熱鬧，雖光著腳，卻能踏過嶙峋的岩石和仙人掌，非常輕鬆地跟在打馬小跑的我們身後。
當我們到達狩獵區後，帕夏親自為重要客人安排位置。我被安排在他的左側，這無疑是最好的位置。韋爾伯挨著我，但離得較遠。帕夏的右側依次是蓋伊上校和威廉姆斯。每個打獵的位置都有一個用砍下的灌木枝搭建的隱蔽棚。從我的位置往前看，４０米以外就什麼也看不清了。
眾人各就各位後，約一千名趕獸人開始在叢林中驅趕野獸。最先疾奔而過的是豺和狐狸。我三槍均未打中，其他人也一樣。一頭野豬轉眼已衝到帕夏前面，他開了一槍未中，急忙換了支曼利舍步槍朝野豬和僕人的方向射擊，嚇得僕人們四處躲閃。所幸無人被擊中，包括那頭野豬。
就在此時，一頭我所見過的最大最黑的野豬躍過岩石掠下山坡徑直向我衝來。我在１５英尺外用獵槍射中了它的右眼，但慣性使它依然向前猛衝，最後仆倒在我的面前，濺了我一身血。當時我確實很緊張，如果沒打中它的話，它早用利齒咬到我了。
又來了一頭野豬。帕夏射穿了它的身體，但它直到追上了許多阿拉伯人才倒下。除了我，其他人都掉轉槍口向它開了槍，又幸虧沒打中人。
打獵結束後，我們往山下撤了五百碼，進行所謂的“康特巴圖”，即把野獸重新趕回到原來的地方。這次我打了一隻豺，但沒打到野豬。帕夏用他的步槍又打了兩頭野豬。我們總共打了１４頭野豬、３只豺、３只狐狸和兩隻野兔。
我們騎馬回到旁邊停著汽車的帳篷裡吃了一些東西，忽然有人來通知，說當地酋長已為我們準備了晚宴。我們欣然前往。酋長的村莊就像瓦爾薩特的村莊一樣集中在一個龐大的建築物裡，只不過比後者小一些，共有三百個村民。他們全都排列在大院兒裡，在整個宴會期間始終載歌載舞。
由於我必須在５點鐘以前飛回去，宴會只持續了一個半小時，但這期間人們一刻也沒有停止歌舞。
在傍晚的飛行中，我驚訝地發現古老的阿拉伯帳篷在這片國土上密密麻麻，簡直就像馬身上的吸血蛭。這說明在很早以前，該國的居民就已分佈較廣了。
我早就想在綠林豪傑的地盤上會會他們，也早就想不冒風險地來一回驚心動魄的狩獵。帕夏和我打死的那頭最大的野豬終於使我夢想成真。
１９４３年５月５日 致弗雷德裡克·艾爾
我所受到的歡迎，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實的。另外從消極方面看待我的受歡迎的事實對我來說，害處遠遠多於好處。我認為一個人想在一行立足必須要贏得這樣一種名聲，即你能完全執行命令。目前我獲得了這種名望，我堅信這種名望來自於我從未辜負過任何命令。
目前為止，我經常是受命於危難之際，但是透過我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和鐵血作風，常常化險為夷，踏荊棘如坦途。
美國士兵們在惡劣的環境下所表現出的樂觀態度和頑強的生存能力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我一直在努力創造出一種類似克倫威爾採用的策略，使我們的人眾志成城。
例如，我的工程師曾經給我帶來了一個阿拉伯人和一頭驢子，驢馱著一個筐，筐裡裝著德國出產的煤，上面蓋著草。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把這個阿拉伯人活埋，他們說他還活著。我又說：
“那好，把他領到外面埋了他。”
但是他們說：“將軍，他還活著。”
我說：“照我說的去做，這樣不會錯的。”
情況就是這樣。當你想到這些人可能被這個骯髒的阿拉伯人炸死，而這些人卻對這個兇手毫無敵意，這有多可笑啊�
我見到阿拉伯人越多，越容易想起這群工程師。透過研究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