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家庭和個人來說是這樣，但一個主權國家就沒有這麼幸運，即使到今天也沒有完全像血緣“家族”這樣的國家互相保險共同體，也沒有為國家提供各類保險的保險市場。因此，特別是過去的朝廷，它們遠遠沒有那麼多可選擇的規避財政危機的工具，它們要麼像清廷那樣盡最大限度地存銀子，要麼就像美國或者近期中國那樣透過借國債加速發展，透過把經濟實力這個“餅”做大，以此來強化未來對付危機的能力。然而，傳統的中國朝廷只會選擇存銀子“節流”，而不是先把“餅”做大。
那麼，當過去累積的“節流”不足、發生財政赤字時，朝廷是如何找到出路的呢？最慣用的辦法當然是增加稅賦，反正皇權不受太多制約。以明代為例，明中葉後，政府財政逐漸吃緊，16世紀中葉（嘉靖朝）每年財政赤字多者400萬兩，少者百萬兩。到1567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只夠三個月的開支。
自萬曆四十六年始，“遼東兵事興？？先後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為定額”（ 張廷玉，《明史》卷202，中華書局，1974）。但是這些增稅並沒緩解明廷的財政危機。到1628年崇禎帝繼位時，財政赤字為113萬兩。據王昊先生引證 ，為補虧空，崇禎帝在萬曆年間每畝加9厘稅賦的基礎上，再增3厘，共增稅165萬兩。這筆稅跟萬曆年間三次加派加起來，共達680萬兩。但是，農民戰爭不斷爆發，軍費開支不斷上升，增加財政赤字壓力。如果再加稅太多，會加劇官逼民反的勢頭，朝廷只好儘量拖欠軍餉等債務，崇禎元年時各邊欠餉已達520萬兩。到崇禎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邊鎮的軍費，導致邊兵大量投身於農民起義軍，把明朝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到崇禎十一年，戰情急轉直下，財政危機也日益惡化，“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餉無以飽兵”， 崇禎帝只好“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批准加派280萬兩新稅。
據王昊《論崇禎帝》一文的引證，當時，崇禎帝還試過一些其它辦法來緩和財政危機，包括要求富室勳戚捐助、節省宮廷開支等，但都不成功。
我們看到，從相當程度上，由於明代前中期經濟國策的缺陷，使中國錯失發展海外貿易的機會，到崇禎年間，其國力已經太弱，崇禎帝的理財能力再強可能也難以扭轉明朝的宿命。再加上崇禎年間，災荒頻繁，遍及全國各地，大大加重了農民的生存困難。在這種時候還要強徵新稅，如果民不造反，那反而怪了，這當然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靠單年的加稅來解決財政危機，其最大的缺陷是強化了一次性大額開支對社會當年的衝擊，等於是“稅負休克療法”，它無法讓朝廷把一次大開支平攤到未來30、50年的財政收入上，沒辦法讓社會大眾為其每年支付一點。比如說，單是崇禎年間拖欠的邊餉就超過明廷一年的財政收入，如果這筆錢要在一年內付清，等於是要老百姓多付一倍以上的稅，壓力太大，沒人會接受。透過當年加稅來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只能把突發的財政開支在眾多老百姓之間分攤，但它無法把一時的支付壓力在不同年份之間分攤，後者只有長期限債券等證券才能作到。
治國的金融之道：藏富於民（6）
緩解財政危機的金融手段
當然，除了透過徵稅*裸地向老百姓要錢之外，另外一個歷朝慣用的手法是在貨幣上動手腳。按照劉光臨先生考證 ，宋代是一個使中央集權在經濟、軍事、社會等多方面大幅擴張的朝代，官府機構不斷臃腫，官員數量不斷擴充，這當然也使其開支相應地膨脹，宋朝財政幾乎始終面臨入不敷出的威脅。根據汪聖鐸先生的著作 ，出現財政危機時，宋廷往往利用貨幣發行來轉嫁危機，主要表現在鑄行鐵錢、大錢和濫發紙幣上。“宋仁宗時期，宋夏戰爭，軍費驟增引起財政危機，於是就在陝西鑄行鐵錢和大銅錢，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宋神宗時，為了支援西部戰爭，四川交子開始兩界沓行，即增加了一倍的發行量。又企圖在河東、陝西發行交子，因與鹽鈔發行衝突，遭到失敗。… 宋徽宗時，為了支援西部及後來的對遼戰爭，… 發行成本低、面額大的當十錢、夾錫錢，將楮幣推向全國，且無節制地擴大發行量，結果造成通貨膨脹，經濟秩序一片混亂” 。
宋朝紙幣的發展，不僅有利於在全國範圍內調撥財賦、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運作，而且透過發行紙幣朝廷也能更方便地轉嫁財政危機，更隱晦地掠奪老百姓的錢財。據汪聖鐸先生的引證，到了嘉定年間，紙幣“總髮行量已超過億貫。這時，朝廷上下、君臣之間，都已認識到楮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