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經濟理論創立了一個理想世界，即參與者的偏好與機會成本相互獨立，價格由這兩個因素作用而達到某一均衡。但是在現實社會，金融市場價格在形成參與者的偏好與機會成本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這種本能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場存在固有的不穩定性。自由放任主義否認金融市場本身存在不穩定性，並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
事實上，不穩定性已大大超出了金融市場的範圍，它影響著人們行為導向的價值觀。在經濟理論誕生以前，人們由一系列道德行為規範所誘導，這些道德行為規範已根植於傳統、宗教與文化之中。但市場價值觀帶來衝突與對抗，有凌駕於傳統價值觀之勢。廣告、市場營銷以至包裝都將影響人們的偏好，這已頗為常見。隨著市場機制不斷擴張自身的影響力，人們仍在原有價值體系上我行我素的神話，將越來越難以維持。
索羅斯把包括經濟領域在內的眾多社會問題歸結為存在著的開放社會的障礙。
開放社會是建立在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不完全的基礎之上的，而這種不完全是可以改善的。在開放社會，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與政治的改進、文化與生活質量的提高是無限的，但是所有這些對於建立開放社會卻存在著極大的障礙。
索羅斯認為，開放社會的概念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終極的真理具有不可獲得性，我們又怎麼能將一種謬誤視為一種真理呢？而對真理的需求也僅是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是不完全的。如果我們擁有完全的資訊，信仰就變得可有可無。
信念應服務於我們的生活，而不是要迫使我們去遵守這一系列的規則。如果我們認識到，信念而不是終極真理只會壓制我們的選擇，我們就更可能忍受其他信念並以我們的經驗進行修正。大部分人傾心於證實他們的信念是終極真理，事實上這種證實通常服務於他們自身的判別。由我們自身的失誤而得出的信念蒼白無力。這是一個老於世故的概念，比僅僅的純理論更難以奏效，比如我的國家（或家庭或我們自己的興趣）的對與錯。
索羅斯認識到，事實上，開放社會較封閉社會可能導致更為繁榮、更富革新精神、更令人振奮。但是成功並不是建立一種信念的基礎，與成功並不能被認為一定是正確無誤的真理一樣。開放社會中，對成功的崇拜已成為一種不穩定因素，因為它決定我們的正誤觀，這在當今開放社會已經發生。以先取得成功作為判別正確與錯誤的依據是一種極大的危害，特別是以金錢為標準的判別。更為甚者認為只要失去了金錢，一切皆已遠去。
但是，這並未窮盡所有問題。即使開放社會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也不至於能有效地保證它得以奏效。開放社會僅僅提供了一套框架，該框架中可以融合各種社會與政治事件的觀點，並沒有對這些事件提供某種固定的結論。如果某種固定的觀點得以提出，這就不可能是一種開放社會。這意味著，在開放社會中人們除了考慮自己的信念，也將包容其他人的信念。
關於開放社會的另一個障礙，索羅斯說：“採納開放社會作為一種目標，最好的達到途徑是間接實現，這就是我的基金會正做的事情：鼓勵發展教育、文化與多媒體、文明社會、經濟改革等等，這在開放社會也並未普及。
“在目前，我們從全球開放社會中受益，但我們也缺乏必需的規則體系使其得到保護。國際社會對在處理蘇聯崩潰中出現的某些新的問題，顯得無能為力。在我的基金的主要活動地區，我可以覺察到封閉的趨勢。隨著衝突的升級，歐洲聯盟將轉向閉關自守，美國將孤立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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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說：“目前我沒有準備著手解決這些危機，而僅試圖說明這一難點。我譴責盛行的自由放任態度，它相信在關心公眾利益的同時並不妨礙對私利的追求。我相信開放社會的概念，它需要精心培育以使其奏效，提供更好的導向以便於行動。”
索羅斯不僅相信開放社會的概念，更精心培育起“開放社會”的組織機構。這就是紐約開放社會研究所和布達佩斯開放社會研究所兩個姐妹機構。
紐約開放社會研究所是一個由民間進行操作和提供撥款的基金會，其宗旨是透過支援教育、社會和法律改革，以及透過對複雜的和常引起爭論的問題提出可供選擇的方法進行贊助，去促進世界各地開放社會的發展。由喬治·索羅斯建立和提供資金的紐約開放社會研究所是索羅斯基金會網路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歐和東歐、中部歐亞大陸、南非、海地、危地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