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家業，然後墮落到“為娼家營辦生業”，最後的一手是拐上一個院中姐兒，欲“竊負而逃”，來個人財兩得翻本。但妓院裡滿坑滿谷的“做手”、“相幫”，也不是吃乾飯的，結果落得個被迫自縊的悲慘下場。
在笑貧不笑娼的病態社會生活環境裡，這些完全以妓院勾當為“業”的流氓，就算是端上了相對穩定的飯碗，還有許多不屬於“勾欄所有制”的篾片，靠在市井間引誘富家子弟、外來客商等來院嫖妓與娼門拆賬。宋人沈所著《諧史》裡，就有一則事例：有個叫戴伯簡的年輕人，因父親猝亡，家承巨產，便有一幫光棍貼緊來，專引導他去妓院裡作狎邪蕩遊。戴家老僕楊忠在屢勸小公子無效的情況下，只好一手拿刀，一手拿錢，同這班流氓談判，逼他們答應今後不再來當“導遊”。條件是一次性付一筆錢給對方，用作他們從此少一個“顧客”的補償。當時的社會風氣之一，就是無論官私筵會、富戶宴樂，都要弄一些粉頭歌伎來陪伴。要想隨時請到“走紅”的角色，最簡捷的方式，莫過於和這種與色情業有廣泛聯絡的人搭上。周密《癸辛雜識》記載，北宋時有個專門幫國子監學生招妓赴宴拉皮條的篾片團伙，共十多個人，常駐堂堂學府內以“專充告報”，為首者叫卜慶，綽號“野貓兒”。觀其“業務”，倒是名副其實。
專在出賣色相場所尋機會向嫖客打秋風行訛詐，也是一種勾當。吳曾《能改齋漫錄》裡就有一則：石曼卿任集賢校理時，偷偷溜到娼館去買春，違犯了國家對官吏治遊有級別和範圍限制的規定，結果被這類混跡妓院的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槓，引起爭吵，“為街司所錄”，還吃了杖責。所以不少既想偷歡又不想落到狼狽結局的嫖客，每每在揮霍纏頭之外，還要向這些人“孝敬”一些。
病態的社會風氣也造成兩宋時男娼現象的空前嚴重。印證史料，可知這種男娼已非漢晉時專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孌童”一類，而是大多由“無賴”充任，直接遊蕩於社會併成為民間賣淫業的一大品種。如陶谷《清異錄》稱，目下京師出賣色相的戶頭將近一萬家，乃至男娼自賣肉體，進退怡然。此類特殊的風月作坊，俗稱“蜂窠”。朱《萍州可談》則披露，這類場所的開設還不止京師一處，“至今京師與郡邑間，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舊未嘗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但女娼既不能禁，又何能禁男娼？據《癸辛雜識》稱，這股穢風到南宋時更盛，臨安新門外一帶是著名的男娼區。這種“吃軟飯”的無賴，也結成一個個團伙，“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尤其讓人噁心的是，這些男娼也個個塗脂抹粉，插戴首飾，各取女性化的名字為代號，舉止體態，般般比擬婦人。周密為之驚呼，“敗壞風俗，莫此為甚！”尤抱怨政府立法不嚴，未能像政和時明擬法令禁止。其實“紅燈區”裡的眾生相，本來就光怪陸離，“蜂窠”、“行頭”之類的出現，不過是再抹上一道重彩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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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神棍”無賴氾濫
一部跌宕起伏的古代中國流氓史發展到明、清社會，進入了它的泛化期。所謂泛化，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流氓群體的各種型別都表現出空前的發展，匯聚成從消極意義上對綱常名教與社會秩序作破壞性衝擊的惡勢力；二是流氓意識和流氓行為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向社會的各個層面和群體擴散滋長，甚至連貌似神聖儼然的宗教亦被玷汙。比如明代“神棍”的泛濫，就是這多稜鏡中的一個折射。
所謂“神棍”，就是借拜佛祀神、崇仰超自然法力唬騙害人的無賴惡棍。此輩劣跡，諸若借符神水治病、法力除妖煉丹等訛騙財物，曾散見於歷朝。而有明一代，尤其以借傳教為名誘姦婦女為突出現象。如田藝蘅《留青日札》裡，便載有一則明穆宗時，淫徒假扮師姑，在浙江餘姚一帶奸宿婦女的事例。不過這些還算是“小巫”，更嚴重的是，“神棍”以結會傳道形式，同地棍無賴互相勾結，做成輪姦雜交的“大巫”。以下試舉妖僧妖道各一例，略窺一斑。
一例發生在明朝景泰年間。江蘇尹山有個“許道師”，以精通房中術同一幫淫棍結交，遂組成“傳道”班底，遊惑鄉鎮。辦法是每到一處，“許道師”幽居密室中，故作神秘，幫夥們到處宣傳“道師”法力，鼓動境內男女前去受道。他們對婦女的“傳道”方法很特別，先用自制的藥水“洗眼”，使之產生幻視後，再令脫光衣服，坐在一個大竹籃內，遂趁機姦汙。被汙女子羞對人言，故不會暴露。也有無恥婦人，反過來視“傳道”為樂事的。有個叫沈三孃的，同這夥流氓打得火熱，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