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傳”之《公羊傳》的學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儒術”，其實就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體系。徐老道說“公羊學”是亂天下之學，說的就是“公羊學”在西漢中後期對政治生活的深遠影響。
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儒家學術流派的興替，其影響絕不亞於一次實實在在的改朝換代。漢代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陽明……這不，連剛擠上了“公車”的康老師，都已經把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扛出來販了。
一、末世思潮
西漢一朝的政治可分為三個時期，其指導理論分別是初期的黃老之學、中期的公羊學、晚期的純儒學。
黃老之學，講究清靜無為，與民休息。
公羊學，系以儒學為基，刑名之術為用的哲學流派。這一學說登上政治舞臺，表明了西漢政權開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無為政治。徐老道說“公羊學”是亂天下之學，就是指“公羊學”打破了黃老清靜無為之術，使天下陷於擾攘。
後期則是純儒學，熱衷於效仿儒家經典記錄的所謂“聖人體制”，如禪讓哪，井田哪，周禮哪……顯而易見，這是一種書呆子氣十足的政治理論，是“公羊學”的延伸。
西漢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間雖又經歷了昭、宣兩帝的復興，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徹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親宣帝曾對這個兒子有一段精準的評價，《漢書·元帝紀》中宣帝感嘆道：“亂我家者，太子也！”為什麼會有此一說呢？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兩代治國理念的衝突。
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掃平六國以來，如何統治這樣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一直是古中國的智者們研討的話題：儒家談仁義、法家談制度、兵家談徵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