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兩白銀。但是，裁撤驛站之後，驛站的服務質量嚴重縮水，很多官員也因忍受不了長距離的跋涉而放棄了必要的巡視檢查工作，導致了惰政的進一步滋長。同時，被裁員的大批驛站小吏成為失業人員，他們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嚴重地危害著社會穩定。更關鍵的是，就在崇禎皇帝的一次大規模裁撤驛站的行動中，驛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崗。後來，對朝廷充滿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領導了農民起義，給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擊。當李自成率領大軍攻佔北京之際，當初以裁員成功而得意的崇禎皇帝就只得上吊自盡了。
縱觀歷史上的裁員經驗，我們可以看出，裁員本身並無好壞，但裁員的方向卻事關成敗。唐太宗李世民裁員，先拿自己秦王府的舊部開刀，刀口向上，“裁員不避親”，最後，不僅裁員成功了，而且裁員還促進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反觀明朝的裁員，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親”，名為財政改革，實為轉移社會矛盾。結果，社會矛盾不僅沒被解決，反而被激化了。對比之下，二者真是判若雲泥。
一句話，裁員之事要思量，像宋朝那樣，任由冗員過多和機構臃腫不管，該出手時不出手不行；像明朝那樣，該對皇親下手卻非要對底層小吏動刀，裁員的方向不對也不行。只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不但問題看得準，而且方向也選得對，這樣，“該出手時就出手”，裁員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假聖旨辦了件好事
在中國封建社會，皇帝在理論上擁有著絕對的權威，以皇帝的名義下達的旨意是便是聖旨，其權威性自不待言。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從宮廷劇中領略到聖旨的威力：宣旨太監一喊“聖旨到！”，在場之人——無論皇親國戚、王公大臣，還是普通官吏、草民百姓——全得畢恭畢敬地跪倒在地，靜聽太監宣讀聖旨。
熒幕上的宮廷劇有大量的“戲說”成分，有些情節與史實並不吻合，可是，在對聖旨權威性的渲染上，它卻大體不差。在封建時代，人們對待聖旨確實就像對待神靈一樣，絲毫不敢馬虎。
有人會問：既然如此，那聖旨還會有假的呢？
當然有。古代的聖旨雖然在理論上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可是它終究也是一種公文。公文就會有固定的寫作套路，時間一長就會成為官樣文章。官樣文章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省事，皇帝不必每一次都親自書寫或口授，壞處就是有“制度漏洞”，降低了寫假聖旨的技術含量，給人以可乘之機。既然利用聖旨可以辦成大事，而製造一份假聖旨在技術上又沒有太大的難度，那麼假聖旨“應運而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能造假聖旨的，首先就是皇帝的“身邊人”——宦官。宋徽宗時期，梁師成、童貫就分別幹過這樣的事。梁師成在得到皇帝的信任後，開始參與朝政，發展到最後，他竟然模仿宋徽宗的筆跡，偽造“御書”，然後摻進別的公文中一道下達。“御書”雖不是正規的“聖旨”，但其效力一點都不差——受文單位看到皇帝的“親筆批示”，自然不敢怠慢。童貫的做法更加徹底乾脆——直接假傳聖旨。不過，這事事出有因，得我慢慢道來。
宋徽宗趙佶是一位酷愛藝術的皇帝，他除了愛好書法繪畫外，還喜歡奇花異石。為了蒐羅奇花異石，他分別在蘇州和杭州設立應奉局和造作局。應奉局的官員只要聽說哪家有奇花異石，就帶了兵闖進去，用封條一貼，就算徵用去給皇帝進貢了。更可氣的是，這些奇花異石在沒運走之前還要百姓自己保管好，如有半點損壞，就要治“大不敬”之罪。搜刮來的奇花異石用船隻運往汴京，十艘船組成一個編隊，是為一綱，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花石綱”。酷吏借強徵“花石綱”之機敲詐勒索，弄得江浙一帶民不聊生。
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臘率領農民起義，反抗宋朝的*。深受花石綱之害的江浙人民紛紛響應，起義隊伍迅速壯大，發展到幾十萬人，並先後攻下了六州五十二縣，成了“氣候”。得知方臘起義的訊息後，宋徽宗任命大太監童貫為江淮荊浙宣撫使，率領十五萬大軍前往*。童貫到了江浙前線後，看到百姓受花石綱的侵擾十分嚴重，又聽說“亂賊”之所以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為花石綱的危害使得民怨沸騰，老百姓都痛恨政府而袒護叛黨。出於剿撫結合、分化瓦解的戰略需要，童貫命令下屬撰寫詔書，以宋徽宗的名義罷除花石綱和蘇杭應奉局和造作局。這篇詔書就像古代帝王頒佈的《罪己詔》一樣，通篇表示自責，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皇帝一個人的身上。江浙一帶的老百姓見到這一詔書後，對朝廷的怨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