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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待遇”問題（2）
為什麼會這樣？王小波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沒有回答。倒是胡適和雷震的一段談話有助於我們解答這個問題——起碼我是這樣認為的。
1949年以後，蔣介石逃到臺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臺灣國民黨提出了‘*’的口號，並以此為藉口實行專制統治。為了加強對報刊的控制，國民黨臺灣當局除了做出“限證”、“限張”、“限印”的“報禁”規定外，還以觸犯刑律為由對一些報刊和報人進行制裁。這期間最著名的就是《自由中國》案。《自由中國》創刊於1950年7月，最初的發行人是胡適（後來胡適退出），實際上由雷震主持。在雷震的主持下，《自由中國》發表了不少反對軍隊黨化，反對成立“中國青年*救國團”和反對特務統治的社論，主張“建立自由*的社會”和“使整個*成為自由的中國”。因為這個刊物反映了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觀點，所以在知識分子階層有著較好的口碑。1960年初，雷震一方面準備另組*以對抗專制的國民黨，另一方面又在《自由中國》上發表《*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等社論，指責國民黨專權，反對蔣介石連任第三任總統。雷震的文章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忌恨，被扣上了“倡導反攻無望”、“為*作*宣傳”等罪名，雷震本人也於1960年9月被抓起來關了十年。
李敖先生講，在被抓以前，雷震就跟胡適有過一段談話。雷震講：胡先生，我們回不去大陸了，這不是真的嗎？為什麼講了真話，別人還誤會我們？怎麼會發生這個現象呢？難道不許我們講真話嗎？
胡適就說：你們辦的雜誌講了真話，這沒有錯；臺灣這批人回不去大陸了，這也是事實。可是你不要忘記，想回大陸是很多人的一個夢。由於你雷震，由於你辦的《自由中國》雜誌，你把這個夢給摧毀了。因為你摧毀了別人的夢，所以他們就要把你抓起來。
胡適不愧為思想大師，話一下子就說到了點子上。“因為你摧毀了別人的夢，所以他們就要把你抓起來。”“花喇子模信使問題”至此應該有個合適的解釋了。因為你MBC摧毀了韓國人讓黃禹錫這個“民族英雄”拿諾貝爾獎的夢想，所以，一些韓國民眾就要聲討你MBC；因為你雷震摧毀了蔣介石“*”的夢想，所以蔣介石就要把你雷震給關起來；因為王小波、李銀河摧毀了有些人認為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同性戀人群”的夢想（教條），所以，這些人就要打壓你王小波、李銀河。
對專制暴君和愚昧民眾（專制暴君和愚昧民眾天生就是好搭檔）來說，他們根本上都是不講道理的傢伙，他們信奉的只有慈禧太后的那句話：“誰叫我一時不痛快，我就叫誰一輩子不痛快！”你“信使”報的信打碎了我的美夢，讓我不痛快了，那你就要倒黴！——至於你報的到底是真還是假，那是無暇顧及的。在這種情況下，“信使”們採用“報喜不報憂”的做法顯然最符合市場經濟的經營理念——風險極小而收益極大。我報的是“喜”，如果它恰好又是真的，那於公於私都是美事，好處自然是大大的；我報的是“喜”，如果被識破它是假的，那也還可以用“出發點是好的”的來搪塞，怎麼說也不會被喂老虎。可是，如果你奉行的是報“真”原則，一旦趕上一個壞訊息，那你就隨時都會“摧毀別人的夢”，都會被“抓起來”，甚至還要被喂老虎。
“信使待遇”問題（3）
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呼籲：要加強輿論監督。這自然是不錯的。但是，輿論監督問題說到底還要面臨一個“信使待遇”的問題。我敢說，只有“信使”們不再有“被喂老虎”的危險，輿論監督的作用才能最充分地發揮出來；只有“信使”們擁有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的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
“尤金娜現象”
尤金娜（1899——1970）是20世紀最傑出的鋼琴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