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又不得不說，恰恰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存在，才讓人感覺到了頹廢的晚明還殘存一絲正義，還不至於讓人太絕望。東林黨人得勢的時候，晚明的局面固然沒有被拯救，但是，東林黨人被魏忠賢清洗之後，晚明的局面就更加不堪。
或許，這就是道德理想主義者最重要的意義。他們幾乎註定是作為社會的批判者而存在的。他們是一面鏡子，透過他們，我們可以看到自身和現實的種種缺憾；他們是一個標杆，透過他們，我們永遠可以找到努力的方向；他們或許清高，他們或許狂狷，他們或許會讓許多人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沒有了這樣的人，那麼所有的人就都會墮落為奔競之士、宵小之徒，而整個社會就會成為爭名逐利的角鬥場。
一句話，“尤金娜”們是有操守的，一個正常的社會必須要有容納“尤金娜”們的氣量——即便他們也有種種不足。雖然有了“尤金娜”們，人們也不會感覺到是生活在天堂，但是若沒了“尤金娜”們，人們一定會感覺到像生活在地獄中！
野鴨邏輯與道德整肅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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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管理局為了動物的全面發展，將小兔子送進游泳培訓班，同班的還有小狗、小龜和小松鼠等。小狗、小龜學會游泳，又多了一種本領，心裡很高興；小兔子和小松鼠花了好長時間都沒學會，很苦惱。培訓班教練野鴨說：“我兩條腿都能遊，你們四條腿還不能遊？成功的90％來自汗水。”這是2009年全國高考作文的素材，野鴨的論調我們聽起來十分耳熟，現實生活中雖然不會出現硬逼著兔子和松鼠學游泳的事，但確有一些領導愛用“責任心不強、付出的汗水不夠”之類的大道理教訓別人。這些大道理看似正確，實則暴露了訓人者缺乏智慧、粗枝大葉的毛病。他們解決不了相應的“技術問題”，就拿道德說事，企圖透過道德整肅，讓別人多付出汗水。這種人其實是患了“道德整肅症”的，他們認為，“道德整肅”是一劑包治百病的藥方，只要使出此招，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了。可實際上，道德的作用從來都是有限的，就像汗水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樣（兔子付出的汗水再多，恐怕也學不會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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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總有人偏愛“道德整肅”的法子？王小波講的“傻大姐釘釦子”的故事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鄰居家的“傻大姐”學過很多技能，都沒有學會，唯一學會的就是釘釦子。學會之後每天都在釘釦子，且逢人就喊：“我會釘釦子！”王小波說，傻大姐是個知識放大器，她學東西極難，故學到一點點東西就四處炫耀，洋洋得意。
為什麼總有人偏愛“道德整肅”的法子？王小波講的“傻大姐釘釦子”的故事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鄰居家的“傻大姐”學過很多技能，都沒有學會，唯一學會的就是釘釦子。學會之後每天都在釘釦子，且逢人就喊：“我會釘釦子！”王小波說，傻大姐是個知識放大器，她學東西極難，故學到一點點東西就四處炫耀，洋洋得意。 患道德整肅症的人與傻大姐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是道德放大器，認為道德可以包治百病，包打天下，所以，遇到問題就揮動道德大棒教訓別人。自然，遇事講道德顯然比進行自我反思、改進工作方法要容易得多——學科學、學管理、學藝術都需要智慧，而以道德整肅別人不需要智慧，只要學會搶佔道德至高點即可（而且只要口頭上搶佔即可）。
黃仁宇先生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也反覆申明：在歷史上，統治者若干次地面臨著“技術問題”，即如何透過“制度創新”來給國家注入新的活力。可惜的是，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統治者缺乏足夠的智慧。他們解決不了“技術問題”，就揪住道德做文章，企圖透過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來轉移社會矛盾。
12世紀至13世紀的宋朝就是這樣：一個龐大而沒有特長的官僚機構根本就掌握不了一個日趨繁複的社會，在財政紊亂已經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統治者特別需要破除成規，以新的制度設計和技術手段來應對新的問題。可惜的是，即便是像朱熹這樣的“高人”也不強調“技術問題”，反倒要在半是道德半是哲學的領域裡下起了功夫，搞出了個“理學”。這誠可謂“歷史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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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者都患有“道德整肅症”，蔣介石就是其中的一個。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了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宣佈“新生活運動”開始。隨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南昌成立，蔣自任會長，後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宋美齡任婦女委員會指導長。“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