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運動。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高呼打倒孔家店，而對國民實施“訓政”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則恢復了尊孔。在中國，尊孔向來都不是簡單地尊重教育家孔子的意思。從“領袖”和“政客”嘴裡出來的“尊孔”，潛臺詞其實是“尊我”，是要百姓無條件地放棄個*利，做“犧牲”，以尊重“領袖”、服從組織。
訓政需要對國民進行“訓導”，而訓導就需要有“精神領袖”和“思想導師”。國民黨南京政府對全國人民實行“訓政”，那麼，作為國民黨“黨魁”的蔣介石便天然地成了全國人民的“精神領袖”和“思想導師”。“精神領袖”和“思想導師”都不是壞身份，有人想當“精神領袖”和“思想導師”也不能說就是壞事，但是，一個手握重權的現代執政黨的“黨魁”和國家領導人若再將“精神領袖”和“思想導師”的身份統統攬下，那就會有害無益。因為，“政教合一”必然導致權力的絕對膨脹，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
可惜，就像饕餮之徒一樣，專制*者對權力也是從來都不知道節制的。主持“訓政”的蔣介石既然發起了“新生活運動”，就說明他已經認定了自己的“聖君”地位和國民的“愚民”身份。這也就陷入“訓政”的根本悖謬之處：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國的民眾或許真的是“愚民”，但是不要忘了，那些自以為是“聖君”、有資格“訓導”國民的人不但不會是真的“聖君”，而且往往是“暴君”，是*者。因為只有專制統治和“暴君”才會跟“愚民”配套。如果政治制度*，國家領袖開明，政策方針得體，那麼，“民生”有保障，“民權”深入人心，國民的智力水平當然也會跟進，“愚民”和“刁民”自會大幅減少，而身心健全的公民必然成了民眾的主流。所以，總根本上講，訓政思想看似是在民眾“愚昧”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可實際上，恰恰是政府的“訓政”導致了“愚民”而非“愚民”要求了政府的“訓政”。正因如此，訓政的實踐便總是要導致政治專制和領袖*，而絕對不會是國民參政議政水平的極大提高和和社會*程序的飛速發展。
訓政，是一條歧路，透過它，永遠無法抵達憲政的彼岸。
五
就像陳炯明早在1922年就對孫中山的訓政之說提出批評一樣，中國共產黨也對蔣介石及南京國民黨政府以“訓政”為藉口不給人民以自由和*的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判。尤其可貴的是，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不但在理論上指出了以訓政為由行專制之實的危害，而且還透過解放區的*實踐證明了訓政之說的荒謬之處。
中國百姓的文化水平低，不能很好地運用選舉權，所以不能對他們實行*，只能訓政。這是當年蔣介石及南京國民黨政府所持的論調。針對這種論調，1946年1月24日的《新華日報》發表了《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的文章進行了批評。這篇文章寫道——
訓政之路（7）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的人，更以此為藉口，企圖拖延*的實行，並從而誣衊解放區的*選舉。如去年12月26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社論裡說：“……共產黨拿‘*’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誰不知道，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即不能記自己的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的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樣的政府只能叫‘魔術’政府，不能叫‘*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誣衊瞭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選舉，還應該由他們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無束地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聯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