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一份工作。在歌舞廳做服務員。剛開始，王娟想著一個大學生當服務員心裡當然不服氣，後來從雜誌上獲知很多中華優秀的兒女在國內當完時代驕子後，又跑到國外去洗碗刷盤子甚至做街邊的女人，既然如此，我一個電大畢業生在國內做服務員有什麼不可以？這麼一想，王娟就想開了。
幹滿一個月後，王娟領到四百元工資。看看自己跑得變形的雙腿，再看看她家後院的小芳，同樣在一個歌舞廳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王娟是服務員，小芳是陪客人聊天跳舞，卻領到了八百元，整整多出一倍！憑什麼？王娟去找經理。經理說：“實話告訴你，小芳拿的這點錢是零頭，大頭多少隻有她自己知道。你不要不服，不服氣你也可以幹她那份活，只要你想開了。”王娟說：“我早想開了，想不開我到你歌舞廳來幹什麼？”就這樣，王娟稀里胡塗地當起坐檯小姐。
當上坐檯小姐後她才知道，光是“想開”還不行，要做好這項工作就要言行一致，不但要“想開”，而且還要“真開”。一旦要“真開”了，王娟就猶豫了，看來小芳付出的絕不僅僅是聊天跳舞。
正在王娟處於兩難之中，她恰好陪當地一個管幹部的領導聊天跳舞，王娟就與這位領導聊起了她當時面臨的苦惱。這個領導對王娟的遭遇很同情，於是就勸她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並且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影響力將王娟安排在旅遊公司當起了導遊。王娟深知這樣的機會來自不易，當然是盡心盡力，從合同工幹到合同制幹部，又從合同制幹部幹到旅遊公司副經理。本來一帆風順，前程遠大，誰知去年遇上縣改市，領導班子大變動，明爭暗鬥了一陣子，最後把王娟扯進去了，有人說那個領導利用手中的權力將三陪女搖身一變變成了副經理。這可是天大的新聞，一時間各地報刊紛紛報道與轉載，王娟和那位領導自然成了新聞人物，本來在中國就是人怕出名豬怕壯，現在倒好，不僅出名了，而且是出大名，並且是臭名，結果可想而知，王娟想不做三陪都不行了。
“你跟那個領導到底乾淨不乾淨？”夏青問，
“什麼叫乾淨不乾淨？”王娟反問。
“就是你們到底做沒做過那種事吧？”夏青只好直來直去。
“這個問題我真不想回答了，”王娟說，“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問過我多少遍了。其實有沒有這個事重要嗎？我們都是成年人，有這種事怎麼樣？沒有這種事又怎麼樣？這是我們倆人之間的事，與別人與工作有關係嗎？這種事只有我和他倆人知道，屬於我們倆的隱私，為什麼所有的人都對別人的隱私抱有那麼大的興趣呢？”
夏青和王娟成了朋友之後就將自己的心事告訴王娟，一是關於那場噩夢，二是她要對體育老師的報復。夏青發現人很怪，雖然都是朋友，但有些話只能對王娟說，比如關於噩夢，因為與胖廣廣有關，夏青就沒法對阿紅說。
大約是當領導當出見識來了，王娟對夏青跟她講的噩夢和報復計劃似乎都不是很熱心。王娟說：“女人關鍵要自強，不要對任何男人抱有任何幻想，不管他對你是不是真心，都靠不住。那個領導對我是真心的吧，結果還是靠不住。男人自己也不容易，他們對自己的未來都不能把握，怎麼能對女人負責到底？報復計劃以後再說，等你自強了，想怎麼報復就怎麼報復。至於噩夢，就按你講的做，如果那個胖廣廣再敢胡來，我幫你一起治他。現在我們關鍵要施行‘自強計劃’，要向前看。”
“什麼是‘自強計劃’？”夏青問。
“這個以後再說，”王娟說，“我也沒有想好。”
“你說吧，我聽你的。”夏青說。
“你看，”王娟說，“現在生意越來越難做了，三天兩頭被晾在這裡，丟人現眼，分文沒有。就算平均每兩天上一次臺，每次平均二百元，一個月差不多三千塊錢，除掉房租水電電話交通加上吃飯穿衣，一個月實際能剩多少？而我們這些人吃的是青春飯，你看我還青春嗎？不趁年輕多賺一點怎麼行？”
“怎麼個多賺法？我們已經是完全豁出去的人了，總不能販毒打劫搶銀行吧。”夏青說。
“你再看看做媽眯的，”王娟說，“只要歌舞廳開張，就有小姐上臺，就要收鮮花費。說起來鮮花費百分之五十歸歌舞廳，百分之五十歸坐檯小姐，但我們哪一次拿到過一分錢？全部歸了媽眯不說，每月還要另外向媽眯進貢，否則她就不派你上臺，你就一分錢收入沒有，就像現在這樣幹晾著。”
“哪有什麼辦法？所有的歌舞廳都是這個規矩，我們只有不做的權利，沒有能力改變規矩。在這裡，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