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我先安排個住處時，把他嚇傻了，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還算是做事情比較心細的人，當初決定來深圳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在章一民這一棵樹上吊死。我還留有退路。這個“退路”就是鄭康平。
我並不認識鄭康平。不過，我的同事鄧工認識。鄧工是我們院相對年輕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進的設計院，但我們之間這十年是個斷層，所以，我們相距並不遙遠。鄧工脾氣不太好，並且他認為脾氣不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所以經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賞，但自我欣賞多了別人就不怎麼欣賞，如此一來，鄧工在院裡總體上說就表現為不得志。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兩年我就不幹了，去深圳，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深圳當大老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為那時候我高度關注著有關深圳這邊的一切情況。
我開始與鄧工套近乎。鄧工以前曾搞過一個三相電弧爐改造專案。專案是搞成了，但並沒有引起院裡面的重視，這自然又引發鄧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時候我要靠稿費補貼家用，正好寫一篇關於鋼鐵行業節能方面的文章，於是就把他這個專案重點宣揚了一番。捧著撒發著油墨香的《冶金節能》，鄧工的“耿直”發揮到了極點，大聲說：“這就叫牆裡開花牆外香！”
“耿直”夠了之後，才發現作者並不在牆外，而就在牆裡。鄧工拉著我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鄧工說，鄭康平夫婦是他大學同班同學，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海外關係複雜，*中被整得夠嗆，連女朋友都差一點吹了。鄧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幹部，並且很講義氣，在鄭康平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很大幫助與鼓勵。改革開放後，鄭康平的海外關係反而成了資本，現在由他舅舅投資，在深圳搞了一家鋼格板公司，鄭康平出任總經理，當老闆了。成為老闆的鄭康平沒有忘記鄧工，多次寫信或打電話邀請鄧工來深圳共謀發展。鄧工一直沒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翹”，他對我說了真心話：等混上高階職稱就去。
我等不及高階職稱了，我願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確實很義氣，鄧工拍了拍胸脯，說：別的人不敢說，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鄧某人包了。話雖然這麼說，為了萬無一失，我還是用自己擅長的方式作了必要的鋪墊。具體做法就是在《冶金參考》上趕發了一篇“鋼格板佔據工程材料新領域”的文章，一方面為鄭康平做一次免費的廣告宣傳，賣個人情給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將來以我對鋼格板一竅不通來拒絕我。這時候，江蘇一個鄉鎮企業恰好孝敬給我一條紅塔山香菸，我立刻充當二傳手，借花獻佛，拿去孝敬鄧工。鄧工的老婆看著有人送來高階香菸，頓時覺得自己的丈夫在設計院出人頭地了，對他的態度也好了許多。帶著這個好心情，藉著紅塔山的天高雲淡，鄧工認認真真地寫了三張紙，把我說的無可挑剔。有了這三張紙做尚方寶劍，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門磚，我有理由躊躇滿志。
離開章一民，我去見鄭康平。左手拿著敲門磚，右手握住尚方寶劍。但不知是鄭康平怕敲門磚還是怕尚方寶劍，反正他是嚇得不敢見我。我只好坐在小廳裡面等。一直等到下午兩點了，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勁來，趁人不注意，直接闖進去。
鄭康平確實很忙，我闖進去時他正在做百忙之後的短暫睡眠。
“鄭總您好！”我說。
鄭康平醒了，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馬鞍山院的鄧工讓我來看看你。”我繼續說。同時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鄧呀，鄧慶生。”
我很高興，鄭總果然記得鄧工，說明鄧工沒吹牛。
“這是鄧工讓我帶給你的信。”我雙手遞上那封信，並且又敬上一盒宜興紫砂茶壺，說這也是鄧工讓我帶給他的。
鄭康平對茶壺似乎不感興趣，接過去，嘴裡說了聲謝謝，隨便擺在了一邊。
他對茶壺是不是感興趣我無所謂，關鍵是對信，鄭康平對鄧工的信也不感興趣，連拆都沒拆就丟到了旁邊。我急了，說鄭總您還是看看信吧。我只能這麼說，我跟這個鄭康平初次見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況下，由別人吹自己總好過自己吹自己。
鄭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強地掃了幾眼鄧工花了大力氣寫的那封信，然後又把它丟在一邊，說以後再看吧。
“您最好現在看。”我雖然強忍著氣憤，但還是有點急了。
“為什麼？”鄭康平不解地問。
“因為這是一分關於我的推薦信。”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