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魯迅每天都為版稅之事奔忙；律師楊鏗依據政府剛頒佈的《著作權施行細則》，建議庭外調解，魯迅和北新書局雙方都表示同意。
魯迅生活的經濟背景（8）
北新書局承認確實拖欠了魯迅應得的大筆款項。在律師參與之下，按原訂合同２０％的版稅率一筆一筆計算後，雙方核實了數額明確無誤。按照證人章川島的說法，“共欠債兩萬”（見同年９月章致周作人信）；按照另一位證人郁達夫的回憶，“北新開給魯迅的舊帳單等來計算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圓了”（引自郁達夫《回憶魯迅》，1938年）。這就為爭議的解決打下一個良好的共識基礎。但李小峰方面解釋了拖欠版稅的緣由：北新書局在北京的總部被北洋軍閥查封，不得不遷移上海，損失很大；暫時挪用了若干款項進行投資，保證追回；又因資金週轉不暢，請予延緩期限，在一年內分批逐步償還，等等，並再三表示道歉。有證人在場，經過律師依照《著作權施行細則》進行反覆調解，雙方達成這樣的協議： （1） 北新書局把圖書的印刷紙版交回魯迅（由郁達夫、章川島作證）； （2） 北新書局歷年所欠魯迅的版稅分１１個月內結清（由楊律師經手）； （3） 雙方重新簽訂合同，依據《著作權實施細則》實行印書證制。 協議第一項於８月２８日執行；協議第二項於此後分期執行，北新書局在本年剩下的四個月內將歷年所欠的舊債務大約8300圓（合今２９萬元）交還魯迅；1930年魯迅繼續追回北新書局積欠的版稅１萬多圓（合今４０多萬元），佔這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根據《魯迅日記》折算，魯迅前後共支付給楊鏗律師手續費5％，即大約4000圓。 由於這件爭端的順利解決，魯迅仍然對北新書局給予信任，繼續把自己許多著作的出版發行委託給李小峰負責，例如《兩地書》、《魯迅雜感選集》、《三閒集》、《偽自由書》等。 依據當時《著作權實施細則》的規定，北新書局和作者簽署了協議，魯迅著作從１９２９年９月起，必須貼上“印書證”，或者叫做“版稅印花”。當時這種保護著作權的方式就是：魯迅在收到書局的版稅以後，按照實際印數將自己設計和專門印製的“魯迅印書證”（印花）——通常是蓋有魯迅某一專用印鑑的方紙片——交給書局，貼在圖書的版權頁指定位置上，才能出售。這種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監督出版者實報印數，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杜絕盜版，不僅保護了作者的權益，而且也保護了書商的權益。中國２０—４０年代圖書每次印數通常為一兩千冊，所以貼上“版稅印花”還比較方便。到５０年代以後圖書每次印數大量增加，就顯得很麻煩，必須改革了。這是後話。 魯迅和北新書局的版稅之爭，是２０年代末中國一場典型的著作權案例。我建議，以當事人和證人之聞名、以涉及金額之巨大、以調解方式之成功、以歷史意義之深遠，應該將此案例寫入中國現代著作權史和大學政法專業教科書。 我還是這樣認為：離開了著作權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魯迅維護自己的著作權，為後代“爬格子”的同行們樹立了一個範例。 魯迅在上海的住房 １９２７年夏天魯迅４７歲時，攜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先住在北四川路###裡２３號，後來與弟弟周建人一家住進###裡１７、 １８號，兩樓兩底。 日常生活很簡樸，“購置傢俱，每人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備了”（引自許廣平《###深處吾家》）。１９３０年５月，魯迅又搬家到北四川路２０９３號拉摩斯公寓大樓內，“頂費五百”，即預付全年房租作為押金（合今１５000元），月租金４０銀圓（今１２00元），同時買下原住的一家外國人的全部舊傢俱。 １９３３年４月，魯迅一家遷入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大陸新村９號，是典型中間階層的三層樓房。“付房錢四十五兩”（參看《魯迅日記》下冊第８２５頁。每兩銀子作１．４銀圓計算，４５兩銀子摺合６３銀圓，即今人民幣１９00元）。使用的仍然是原有的那套舊傢俱。 當時底樓用玻璃屏門隔成兩間，裡間當作餐廳，外間是客廳，有一張瞿秋白離開上海時留下的舊寫字檯和幾把椅子，魯迅常在此接待來訪者。 二樓是臥室兼工作室，亭子間供女傭居住。三樓北間是客房，南間是兒子海嬰的臥室。裝置現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氣等（陳注：《魯迅日記》載：付煤氣押金２０銀圓，付水道押金４０銀圓）。有兩個女傭。這是魯迅一生中最穩定、富裕的時期。然而已到日暮黃昏。 在魯迅５６歲的時候，也就是他臨去世以前，他還想搬家到一處更好、更安靜的房子去。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