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獨立檢察官又將所有好牌握在手裡了。
萊溫斯基炒掉了所謂的“伯父金斯堡先生”。這位所謂的律師對她而言“是一個被媒體關注度所誘惑的代言人，這吞噬了他的律師角色。對他來說，煽動媒體的火焰比照顧莫妮卡更重要。目標始終是豁免，因為很明顯就牽連在內的雙方而言，莫妮卡僅僅是一隻犧牲的小羊羔。他對斯塔爾的憤怒讓他不能再看到這個目標。最後的導火線是他給斯塔爾的公開信，它事實上宣佈莫妮卡與總統發生了身體關係。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位置。”接著，這起案件的另外兩位明星律師出現了。》  》  》
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4）
在這場法律紙牌遊戲中，萊溫斯基家在和高手對賭，很快他們就輸光了手中的籌碼。情急之下，伯尼籌建了一個辯護基金，還在“拉里·金秀”和別的電視節目中亮相，來為不斷增加的法律支出籌集資金。他從好心人那裡籌得35000美元，不過金斯堡不高興了，保證自己還要不久後就上同樣的電視節目，來證明自己依然是媒體明星。正如伯尼所說：“我去上電視的時候，他覺得是在剝奪他的權利。他不想讓（莫妮卡的）父親也扮演一個角色。”
一縷陽光終於暫時照亮到這起黯淡官司的天空。4月1日，蘇珊·韋伯·賴特法官駁回了瓊絲對克林頓的訴訟，宣佈“他的行為不構成性侵犯”。之後，根據民意測驗，全國大概每三人中有兩個都希望斯塔爾也能停止他的調查。不過，他無意退讓，還表示蘇珊法官的裁決“不會影響我們的案子”。對莫妮卡來說，她為總統感到高興，不過這種喜悅沾染了悲傷，因為她無法和他分享快樂。“在我內心深處，思念著他。我感覺孤獨，想去看看聽到這個好訊息時，他臉上的表情。”
實際上，現在不用再為總統擔心了，但她還是有著太多的煩惱：是她，而不是他，面臨著牢獄之災。在給莫妮卡律師團的一次警告說得很清楚，如果約翰遜法官站在他們這邊，也就是裁決2月那份豁免協議和OIC無關，那麼斯塔爾方面的強硬派就會積極起訴她作偽證。那樣，如果以後要再和斯塔爾簽署一份豁免協議，莫妮卡就要有更進一步的陳述——承諾她會在宣誓情況下出庭指證克林頓和她發生過性關係，後來又企圖掩蓋。
她的兩個律師都對那天勝訴充滿信心。他們錯了。4月底，約翰遜法官駁回金斯堡認為那份豁免協議具有合法有效性的申訴。金斯堡現在又改變了調子，說他已經預料到會在地區法官那裡輸掉，不過對最後上訴還是很有信心。而且，如果那也輸了，他期待審訊期，盤問證人席上的琳達·特里普。公平地說，比起他那些缺點來說，金斯堡是一個出色的庭審高手。
他也不容易灰心失望。每一次新的失敗和挫折，他總能一句話愉快地化解掉，現在萊溫斯基一家都無情地嘲笑這句不朽的名言：“我們就在我們想要的地方。”僅僅兩週過後，哥倫比亞地區的上訴法庭拒絕進入此案，莫妮卡發現她自己正好呆在她不想要的地方——面臨著起訴，可能因為作偽證和其他罪名而鋃鐺入獄。一個媒體小人評論說：“現在是時候了，莫妮卡該決定她是否希望看到自己穿著橙色的監獄連身服的樣子。”
對莫妮卡和她的家人來說，這遠遠不是一個笑話。她以前要在監獄裡呆上整整27年的擔憂已經漸漸消散了，不過她還是經常在夜半醒來，充滿恐懼，擔心自己像蘇珊·麥克道加爾一樣鐐銬加身。她的父親和她一樣焦慮，老是做著同樣的夢，夢見自己幫被囚禁起來的女兒逃獄，他說：“我總是看不清戴著鐐銬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權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懼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計程車去火車站，突然一輛沒有標記的警車過來讓他們靠邊，FBI也用這樣的車。一個沒穿制服的探員走出車子，過來亮出他的銀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發乾，渾身出汗。後來發現，那警察停下他們的車，只是因為司機違反了交通條例。不過，這事復活了莫妮卡在1012號房感受到的那種恐懼記憶：“那時那刻，我以為他們是來抓我，起訴我的。”她回憶時還有點瑟瑟發抖：“那之後，我就陷入噩夢之中。”
在她惡名遠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敵人就是成群的攝影記者，他們圍在水門公寓附近，監視她的每個動作。即使其他的記者也都驚駭於她被圍捕的景象。一個不斷在電波里辱罵莫妮卡的電視花邊節目評論員，在她們共同的髮型師那裡撞見了她，驚訝地發現外面人行道佈滿了電視機組人員和攝影記者，不停地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