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用恐嚇和威脅來破壞我女兒生活的人，他們所做的一切把她逼進了一個人間地獄。而現在也不是原諒克林頓總統一切所作所為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不幸傳奇所暗示和反響的，遠遠超過了一起簡單的性醜聞。就像大衛·雷米克在《紐約人》中評論的那樣，“莫妮卡是一個不再有秘密的女人，她的眼睛不再是她心靈的窗戶，而是一面鏡子，我們在裡面看到的都是醜陋，然而我們依然盯著看。”
鞦韆上的女孩（4）
就在美國幹了二十多年法律工作的比利·馬丁所知，這段美國曆史上的插曲，對映出整個法律體系的大問題，正如他說的：“在那一刻，我一點都不為我們國家的法律所驕傲，在美國的政法制度下，一個獨立律師能夠被委託去起訴一些根本不值得起訴的事情。”
他的同事雪妮·霍夫曼目睹了莫妮卡在那些日子裡，如何被一些中年男子詢問那些令人羞愧的問題，他用第一夫人的一句話表達了他的感想，這是一個“右翼的陰謀”。霍夫曼說
，“這場調查是政治激發的，整個醜聞根本就夠不上當作一個案子。”
雖然莫妮卡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她在絞刑架上的幽默感，讓她度過了人生中最為喧囂激盪的一年，但是那個敢於把美國總統稱為“傻瓜”的活潑的年輕女子已經不復存在了，被她遭遇的那些經歷掩埋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