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就要瘋掉了，於是要求在母親來之前，放她去商業中心裡逛逛以消磨時光。調查官們同意了。在法龍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業中心裡閒逛著，徘徊於Crate和Barrel傢俱店，流連於其他的商店櫥窗之前。笑容和歡樂又回到了臉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們說個不停，講著笑話，想用她的老一套讓他們喜歡上她。她這麼想著：如果他們發現她只是一個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許就不會起訴她。
她腦海裡的頭等大事還是拯救總統。當他們走過馬西店的時候，她找了一個藉口上了三樓的洗手間，在那裡她看到一個投幣電話，她打電話給貝蒂·庫裡，但是沒人接，莫妮卡沮喪地放下聽筒。她越來越驚慌，看到一個母親正在給她的孩子換尿布，就想自己把貝蒂的電話號碼給她，也許她能幫忙聯絡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這個念頭，如果被FBI發現了，這個母親也會被扔進監獄裡的。她已經害怕得麻木了，結果什麼也沒有做。“光是想到這件事我就覺得很疲倦，”她回憶道，“我如此驚慌，能感覺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聽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當她從洗手間裡出來的時候，她發現因為自己離開得太久，法龍很著急，已經去到處找她了。當他回來的時候，她為了繼續消磨時間，就建議去吃晚飯。晚上六點半，莫妮卡發現自己和一個FBI探員、一個斯塔爾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種義大利乾酪）美國烤肉店裡。“這真像一個超現實的夢境，你身邊的所有人都在笑著，享受著，而你自己的生活卻一團糟。我不停地想到總統，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這發生的一切時會多麼的惱怒，就像你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做了錯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樣。”
1012房的恐怖（5）
“我現在已經不說什麼了，就像一個遭強姦的人那樣，前五分鐘在不停地尖叫，然後就不叫了。現在的我也同樣閉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的談話也很奇怪。莫妮卡問艾米克為什麼她將會被關進監獄27年，他掰著指頭飛快地講出每項指控將被判的年數。當然，他沒有說那些都是每項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實上，莫妮卡並沒有被指控什麼重罪，很有可能會獲得緩刑或被保釋，從而逃
脫牢獄之災。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說法，她也不能肯定，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在她被發現、抓起來的時候，她的律師弗蘭克·卡特還沒有將那份假書面陳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則就不是一項嚴厲的犯罪。這或許解釋了在這個漫長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師見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說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說上話，就不會上交那份檔案。事實上，他是在這天最後的營業時間內，委託聯邦快遞將檔案交到位於阿卡薩斯的小石頭地區、受理瓊絲案的法庭。
難道斯塔爾和他的手下就幹著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後聽任罪案發生？如果願意，他們可以輕易阻止這項罪行，不過他們知道如果莫妮卡作偽證罪名成立，那麼他們不僅能操縱她，還能操縱真正的目標——總統。還有，如果總統那天就知道斯塔爾要對莫妮卡動手，他肯定會改變在瓊絲案中的證詞，那將改變歷史的程序。這不是斯塔爾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進案件的調查，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一個戰鬥經驗豐富的美國律師這樣評論OIC的工作方式：“他們的行為就是所謂的SOP，標準操作程式。”1998年，對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種“沒有傷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個美國也寥寥可數。當然，現在說這個也毫無意義了。“他們抓她時，根本沒什麼確定的罪名。”後來擔任瑪西婭律師的比利·馬丁這樣表示，他同意《紐約時報》等的觀點：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著總統的葆拉·瓊斯律師團和其他右翼律師搞出來的名堂。
斯塔爾的人玩弄規則，想把“白水調查”和萊溫斯基扯上關係，在控制莫妮卡的12個小時內無情地剝奪了她的權利。不過，在這場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們的威脅和恐嚇。
伯尼·萊溫斯基對女兒欽佩萬分：“他們越是擠壓恐嚇，她越堅強。我佩服她的勇氣萬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驗。真令人難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擋住那些在合法保護傘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輩。”
晚飯結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們回到1012號房，繼續等待母親。FBI探員愁眉苦臉地切換著電影片道，小心翼翼避開新聞節目，最後鎖定1954年的音樂劇《娛樂至上》（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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