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斯塔爾出現（4）
1998年聖誕節總統的禮物：他選的禮物有著他們兩年關係的痕跡，包括一隻曾被萊溫斯基稱為戴上就像肉雞的太陽鏡。後來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鏡，從那以後，總統就把這副墨鏡放在他的公文包裡，走到哪兒都帶著。然而，讓她感到殘酷的是，1998年1月醜聞爆發後的幾天，一幅總統戴著她的墨鏡的照片赫然出現在一家雜誌的封面，上面的標題是“總統的品位”。
對莫妮卡來說，和特里普交談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一次如今已然聲名狼藉的談話中，她承認自己一直都靠撒謊度日，自從父母離婚後，更是將這門懷疑的藝術練到爐火純青。“我是撒謊長大的。”這種對於童年的誇張描述是一個大計劃的一部分，她想用這招來喚起特里普的同情心——為保護朋友而保持沉默。就和錄音帶裡她的許多話一樣，這話只有表面價值，遠比說話的語境應該產生的效應更惡劣，更糟糕。
特里普當然心知肚明，她們的談話會被錄音，所以說的許多話都是為自己打算，還裝得很崇高。當莫妮卡按照她的要求，告訴她第一次和弗蘭克·卡特見面的情況後，特里普的回答正好體現她打算給其他人留下一個好印象：“看，莫妮卡，我們早知道你會在宣誓的情況下撒謊，也知道我想避開這個重大時刻。如果我要出庭作證，如果一定要真實地回答問題，那肯定和你說的相反，這就是我們的分歧所在。”
特里普的那些磁帶長度超過20小時，不過其中內容如果放在說話語境裡就將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磁帶只有部分，嚴重誤導了1997年10月、11月、12月的事件的真相。當1998年1月，特里普接觸到特別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這成了一個關鍵問題。
在許多方面，那些沒有被錄音的談話即使不比那些錄音帶上的內容重要，也至少和那些一樣重要。特里普顯然沒有錄那些和莫妮卡討論重要問題和會議的談話，也沒有那些非常不利於斯塔爾透過葆拉·瓊斯案對莫妮卡和克林頓性醜聞進行的“白水調查”的材料，例如和維農·喬丹的談話，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巧合。
如果放回說話語境，那些錄音帶會呈現完全不同的意義，這同樣適用於12月23日莫妮卡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派對上和特里普的那張合影。這個生氣的女孩前一個晚上一直呆在電話機邊，試圖說服特里普支援她，可是毫無成效。派對開始前，她覺得自己悲慘萬分，甚至痛哭流涕。不過，一到派對她就換上了典型的莫妮卡風格，笑逐顏開地感謝同事的禮物和祝福。
派對上，特里普堅持要和莫妮卡來張合影，也就是醜聞曝光後幾天內印在報紙上的那張。後來再想，非常有可能就是特里普想拍張照，可以向別人證明她倆是朋友。事實上，莫妮卡工作的最後一天，她一直努力避開對方，可以不用再繼續討論昨夜那次麻煩的談話。自那以後，特里普再也沒回過莫妮卡日益頻繁和瘋狂打來的電話。
在這個沒有歡樂的聖誕節，惟一的亮點就是和華盛頓記者傑克·泰佩那次見面，後者後來形容她是一個年輕女孩，“尋找一份體面又充滿挑戰性的工作，以及快樂的生活。”她在水門公寓思索著自己的問題，度過了一個孤獨的聖誕節。此時此刻，她沒有工作——幾天前美聯社拒絕了她，沒有男朋友，陷入法律和個人的兩難罪惡境地。她說：“我記得，當時感覺哀傷，緊張和孤獨。”只有電視裡重放她孩童時代喜歡的電影《威利·萬卡和巧克力工廠》時，才感到幾分欣慰。
佔據她思想第一位的是總統，她不停地自我辯論著是否要把她透露他們秘密給特里普的事告訴他。最後她決定不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因為她馬上就要見他了。莫妮卡還記得12月17日凌晨他打電話時說過她可以去白宮拿聖誕禮物，於是聖誕節後就打電話給庫裡，她們敲定週日，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8點30去白宮。雖然她已經決定不說出真相，可是去白宮前夜還是在焦躁不安的情緒中度過一晚。
當她到達白宮的時候，她被帶到橢圓辦公室。在那裡，她、貝蒂、總統和總統的狗巴蒂一起玩了一陣子。巴蒂繞著地毯不停地跑，好像那是一個環形跑道。後來，當終於只剩下莫妮卡和總統兩個人的時候，他們來到了後書房。小狗巴蒂堅持要把腦袋放在莫妮卡的兩腿中間，她還開玩笑說，“你幹這個可比你老爸強多了。”
這時，克林頓拿出了一個大帆布袋，那是從“瑪莎葡萄園”的“黑狗商店”買回來的。裡面裝著給莫妮卡的一些禮物，奇怪卻讓人溫馨的組合：一個黑狗商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