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在各縣派有國王任命的警察局長。
哈登堡預見到這些措施勢必引起貴族的猛烈反對，他便尋求公共輿論的
支援。而且他同愛國者的想法一樣，認為必須讓全國各界參與政府。作為第
一步他先只召集一個由他選定的縉紳會議，從1811 年2 月到9 月舉行會議。
以馬維茨為首的容克地主提出強烈的抗議：他們反對一個人民的代議機構，
而主張恢復各省的等級會議，因為其中除了為數無多的資產階級代表以外，
有權出席的幾乎全部是容克。普魯士國王不得不屈從哈登堡的原議，他下令
逮捕了馬維茨和芬肯施泰因。這是一場明擺著的社會衝突。有如馬維茨所說，
國王誠然可以冊封新貴族，但是他不能創造高貴的靈魂。而約克在威廉親王
面前大聲疾呼：“如果殿下剝奪了我們的權利，那麼殿下的權利又有什麼依
據呢？”莫龍根縣的貴族在1814 年提出抗議反對“法國立法有毒害的影響”。
儘管貴族如此反對，在1812 年還是召集了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議院，每省派出
來自城市和鄉村的兩名貴族和兩名議員，由地主透過兩級選舉制產生。這個
議院要求制定一部憲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縉紳會議上一樣，貴族在議院
中擁有多數，他們的責難迫使哈登堡進行妥協。1811 年92 月14 日的“調整
敕令”，把原來對土地只有使用權的“佔使用者”變為土地所有者，並且取消
他們的封建義務和勞役，條件是他們要放棄部分份地給領主，如果份地是世
襲的放棄三分之一，如果份地僅是終身或有期限的，則須放棄一半。領主對
農民的保護權，農民對公地使用權和“農民庇護所”等當然仍在廢除之列，
不必付出補償給農民。這個法律並沒有改變世襲佃戶（即能付清地租的世襲
永租佃戶）的義務，並沒有減輕農民的沉重負擔。即使如此，容克仍然不願
接受它；從1812 年起容克就已開始討論對這個法律要作限制性的修改；到
1815 年，這個法律暫時中止施行，而到1816 年對絕大多數農民而言這個法
律已告廢除。
限制領主警察權的努力也同樣未見成效。1811 年9 月7 日，哈登堡已取
消把磨粉稅推廣到鄉村地區，並歸還貴族的獨佔權，於是只得轉而加重直接
稅——人頭稅、資本稅、所得稅，最後還有營業權稅。這種營業權稅是仿效
法國而來，至少可以取消行會的壟斷權。至於容克的種種特權則完全沒有觸
動；他們完全保持原有的繼承權和“信託遺贈”，司法權和保護權，狩獵權
和豁免租稅權。這樣一來，普魯士便大大落後於西部德意志；普魯士國家的
統一和中央集權所取得的進展不大；貴族的特權照舊存在，農民的解放徒有
虛名。從許多方面來看，華沙大公國本土還要比普魯士更為現代化。
俄國的改變比普魯士還要少得多。在提爾西特和約以後，亞歷山大又恢
復了實行改革的興趣；這次戰爭使他認識到政府機器必須加以改進。同法國
結成同盟從一開始就重新喚起他青年時代的回憶，並重新引起他侈談自由主
義的癖好。雖然同“密友委員會”比較起來，斯彼蘭斯基的計劃更為明確，
行動也更為堅決，但是他的努力並沒有留下什麼可觀的成果。這個東正教祭
司的兒子，在歷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裡給他取的別名，乃是一個傑出的傳道
士和教授。庫里亞金家族把他提拔到政府中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