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勢力得到了加強。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運動高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第五節 西安事變
一、張學良、楊虎城實行兵諫逼蔣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瘋狂，中國的抗日救亡怒潮席捲各地。但是，蔣介石不顧華北和全國危亡的局勢，仍竭盡全力貫徹其“安內”的反動政策。他花了4個多月處理了兩廣事件之後，便席不暇暖地於10月22日飛到西安，著手“圍剿”紅軍。
蔣介石調集嫡系精銳部隊260個團約30餘萬大軍，以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由軍政部次長陳誠駐前方督剿，並擴大西安、蘭州機場，增設能容100架轟炸機的地勤裝置，準備對中央紅軍進行第6次“圍剿”。在蔣介石看來，以30萬國民黨軍對付3萬紅軍，不要3個月，便可大功告成。至於張學良和楊虎城部，雖說有密謀聯合紅軍發動全國抗戰的跡象，也曾發生過張學良派兵圍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鎮西安，逼著張、楊執行“剿共”計劃，諒他們是不敢不服從“委座”的。
10月27日，蔣介石以領袖身份到王曲軍官訓練團去訓話，以解決“士氣”問題。他在訓詞中強調：“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頁。＇？
蔣介石的訓話，不僅未達到他的本願，反而引起大部分軍官的不滿。
為給西北大舉“剿共”作準備，蔣介石於王曲訓話後，又到洛陽、太原、濟南等地進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時，蔣介石又命令傅作義軍迅速使綏東戰爭結束，“以免共產黨借題發揮，影響中央剿共決策”，＇樊真：《抗日戰爭中的傅作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頁。＇ 撲滅了綏東抗日烈火。
張學良對蔣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憤慨，他曾趁在洛陽向蔣祝壽之機，單獨會見蔣，要求釋放愛國七君子，領導抗日救亡。蔣大發雷霆，蠻橫他說：“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反對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奸黨暴徒。”＇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5頁。＇
儘管如此，張還是耐心設法爭取蔣抗日。11月27日，張致電蔣介石請纓授綏，力陳“繞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個人贖一份之前愆，為國家盡一份之天職”，希望“調派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剋日北上助戰”，“一鼓而挫敵氣”。＇張學良：《請纓抗敵書》，西安《解放日報》1936年12月15日。＇ 這一肝膽照人的請求，同樣遭到拒絕。
12月4日，蔣介石在洛陽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後再度飛往西安，以臨渲華清池作為“剿共”的臨時行轅。蔣介石在臨潼分別召見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談話，要他們聽從命令，徹底“剿共”。蔣介石宣稱：“剿共已達最後五分鐘成功的階段”，＇〔日〕古層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0冊，臺北中央日報譯印，1977年版，第151頁。＇ 並威脅說，如果反對“剿共”的命令，就要嚴加處置。然後向張、楊攤牌，提出兩個方案逼迫張、楊抉擇。
第一個方案是：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和17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進攻陝北蘇區，對紅軍作戰，“中央軍”在後面接應督戰；
第二個方案是：如不願“剿共”，就由“中央軍”去“剿共”，把東北軍調福建，17路軍調安徽，讓出陝甘，讓“中央軍”“剿共”。
顯然，這兩個方案都是張、楊無法接受的。
第一，內戰不能再打，這是張、楊和全體東北軍和17路軍將領下了決心的。
第二，調離陝甘，即等於拆散東北軍、17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聯合，無異於自取滅亡。而且，他們已和紅軍達成了共同抗日的協議，廣大官兵也不會與紅軍作戰。
蔣介石這兩個方案把張、楊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來指出：“蔣介石對張學良將軍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若要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