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的陰謀》上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中文版，第699頁。＇
美國女學者多羅西·博格在30年後重提這段史實，引用畢遜的話說，此協定等於授給了“日本以後侵略華北的特許狀。”＇〔美〕多羅西·博格：11933～1938年的美國與遠東危機》，馬薩諸塞州劍橋，1964年版，第37頁。＇
《塘沽協定》簽訂以後，中、日雙方還於7月上旬和11月上旬，先後分別就非武裝區處理、鐵路通車和停戰善後事宜等問題在大連和北平舉行了會談。結果又是日方拿出方案強加於中方，中方只好忍氣吞聲接受，最後達成了《停戰協定善後處理會談》。這個《善後處理會談》，實際上是《塘沽協定》的繼續與發展，它進一步暴露了日本攫取華北的侵略野心和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擴大侵略，中國軍民進行長城、察哈爾抗戰
第五節 察哈爾抗戰和福建事變
一、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崛起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國民黨中的愛國之士不滿意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希望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張放棄反共立場，與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馮玉祥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
（一）抗日同盟軍的醞釀
1930年10月，馮玉洋討蔣失敗後，便到山西汾陽峪道河村隱居讀書，準備東山再起。透過一段學習，馮對共產主義理論有了一定的瞭解，對共產黨增加了好感，希望聽聽共產黨人關於救國救民的意見。“九·一八”事變前夕，馮玉祥與中共北方組織建立了聯絡。隨後，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馮玉祥，商討中國革命有關問題。馮玉洋表示願在中共幫助與合作下，舉旗抗日。馮還同意在他儲存下來的骨幹力量——汾陽軍校中發展共產黨員，因此共產黨人便成了該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在政治上謀出路的願望，毅然前往京、滬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國各界呼籲抗日，表示“誓死與全國同胞共赴國難，粉身碎骨，義無反顧”；＇馮玉祥復孔祥熙並告全國國民之梗電，1931年9月23日，《馬電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