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有復興之可能，故政府於此，亦可和亦可戰，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決，即可和，否則即可戰。”＇《國聞週報》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對於“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外交方針，汪精衛具體解釋說：“現在國民政府並沒有簽定喪權辱國的條約，所以同時並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以下時，我們決不讓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時，亦不固作強硬。這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們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們拒絕，即是抵抗。”＇雷鳴：《汪精衛先生傳》，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頁。＇
在這裡，汪精衛反覆強調了以“最低限度”為分界線的兩面政策，表明國民黨政府已決心接受一種不平等條約，但這種不平等條，約的最低限度如何，並沒有嚴格的規定。這就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諸行動時，提供了極大的伸縮性。在“一面抵抗”時，汪精衛說：“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備。”＇《國聞週報》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汪精衛在這寥寥數語中，即道出中國不具備起碼的抵抗條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據。因此，“政府為避免戰禍計，已不恤一再遷就日本之要求，始則對於民眾抗日之言論行動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繼再曉諭各種民眾團體活動，取消抗日名義，以杜強鄰之藉口。”＇《國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國聞週報》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十分明顯，汪精衛極力主張對日退讓，他的所謂“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陣子，爾後同“強敵”訂約，這樣既可應付全國輿論，又可避免違背“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汪精衛“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日方針的實質，只不過是把國民黨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協依賴外交變換一種說法而已。
此時，軍權在握的蔣介石提出“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在方法上，“交涉開始以前，對國聯與九國公約國先與接洽，及至交涉開始時，同時向九國公約國宣告。”“對日本先用非正式名義與之接洽，必須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後方可言交涉也。”＇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臺北1981年版，第431頁。＇
由此可見，蔣介石也只是主張透過一定的抵抗，實現與日本的“交涉”，達最終與日妥協結束淞滬戰爭之目的，與汪精衛“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政策實質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軍奮起抵抗後，國民黨政府對淞滬抗戰採取了兩面政策，一方面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應付全國輿論，採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為謀求對日妥協，實現與日本的交涉，儘快結束淞滬戰爭，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撓和破壞淞滬抗戰。
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遷都洛陽。
1月29日，國民黨政府和中央黨部決定將首都臨時遷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陽。同日，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汪精衛聯合發表《國民政府移駐洛陽辦公宣言》，謂：“茲者政府為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同時表示要“督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國聞週報》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軍政部長何應欽留京負京滬治安之責，外交部長羅文幹負外交之責。不久，國民黨中央又決定外交由汪精衛負全責，軍事由軍事委員會負全責。
第二、組織軍事委員會。
1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召開全體會議，決定組織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等為委員，主持對日軍事。
第三、制定“全國防衛計劃”。
2月1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討論“長期性、全國性”的“抗日作戰計劃”，經過連續兩天的會議，決定了劃分為4個防衛區和1個預備區的“全國防衛計劃”。
第四、組調第5軍增援淞滬抗戰。
淞滬抗戰爆發後，淞滬警備司令戴裁電呈